论行政程序在大数据下的内涵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数据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传统行政法治的内涵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无疑不能例外。这既影响到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价值、内容和运行,也影响到行政程序的规制模式和构型设计。正因如此,大数据背景下行政程序规制应由粗放向精确、由程式向有序、由定性向定量、由感性向理性变迁。在行政程序构型上,应由板块式到结构式、由自洽式到自证式、由博弈式到分配式、由套路式到效率式转换,以体现行政程序的时代特性和科学内涵。     

对症下药治理为官"三不为"

探索通过健全容错纠错机制破解"不敢为"的意志障碍,健全激励问责机制破解"不愿为"的态度定势,健全学习提升机制破解"不能为"的能力恐慌,推动"三不为"干部向"敢作敢为""想为愿为""能为善为"转变,形成敢想敢干,积极有为的健康氛围,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论我国征收立法中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

“公共利益”是启动征收程序的前提性要件。在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上,我国物权法应采折衷主义立法例,不应明文禁止商业征收,但应明文规定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经。     

做好工商联换届工作

2006年4月17日，中央统战部在南昌召开工商联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工商联换届问题，刘延东出席会议并就切实做好工商联换届工作的意义、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原则、工作程序等作了阐述。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     

议会弹劾权的运作实践及经验

弹劾是有关免除不称职者公职的法律程序,弹劾权是议会牵制、监督内阁(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一种权力,最早产生于英国。从性质上讲“,弹劾过程既具有遵守一切常规司法程序细节的审判性质,又具有党派政治的性质。”[1]一、弹劾制度运作的程序设定弹劾制度一旦运作起来,其核心问题是弹劾程序规则如何设定。目前,在弹劾案提起、表决等基本规则方面,各国均有比较成熟的规定。一般而言,弹劾案多由议会的下院(众议院)提出,也有的国家是由“两院”共同提出。在美国,弹劾提出的程序是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开始,到众议院将弹劾决议案(包括弹劾指控)提…     

论我国宪法中财产征用条款的完善

我国的宪法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从1954年的制定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到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修改对财产权的规定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思路。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在1982年的宪法修改中规定了“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1988年的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第一次部分承认了私     

完善宪法程序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目前亟需完善的宪法程序为 :各级人民代表选举程序 ;修改宪法程序 ;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政立法程序 ;执政党执政程序 ;违宪审查程序 ;其他国家机关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程序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本级其他国家机关的程序。     

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语境、问题与方案

本文从现代行政国家中行政权不断增长与行政程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 ,指出了现代法治国家中行政程序对行政权行使理性化的重要功能。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行政程序发展的简要考察 ,文章强调 :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 ,是一个“政府再造”的契机。围绕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 ,文章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制度基础、理论基础、以及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扼要归纳 ,这些归纳构成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在此基础上 ,文章结合《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 )的基本框架 ,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立法模式、目标、结构、以及行政程序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指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 ,提出立法中的基本问题 ,并探讨可能的方案 ,从而引发对这些问题更多、更深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