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外部性内在化的法经济学分析

社会失信行为既给失信者带来失信收益和失信成本的影响,也给社会带来因经济、法律和道德秩序的破坏而额外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的影响,后者使社会失信行为呈负外部性。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有赖于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外部性内在化方式将社会运行成本和失信者的失信收益一并纳入失信者承担的失信成本之中,并控制行为选择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以确保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相统一。基于由不同主客观因素所致的社会失信行为的外部性形式不同,失信成本负担的方式亦应有别,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失信行为也宜选择不同的法律规制措施以提高法律规制效率。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一、当前的经济形势呈现出"滞胀"局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实现生产总值227098亿元,增长7.8%,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三年来首次破"八",而CPI达3.3%,仍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上半年我省实现生产总值5410亿元,增长10.5%,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CPI达到3.5%。虽然CPI和PPI从数据上看处于低位徘徊,但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衡     

信用卡诈骗罪“构罪数额”问题研究——以恶意透支与其他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关系为视角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四种行为类型,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构罪数额＂与前三种行为类型不同。当出现不同种行为交合的情况,即行为人在实施前三种行为的一种或几种的基础上又实施恶意透支行为的,应当以前三种行为的＂构罪数额＂定罪处罚;当出现不同种行为并列的情况,即行为人既实施了前三种行为的一种或几种,又实施了其他恶意透支行为,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可以对不同种行为数额累计,然后依据刑法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就轻认定;当出现同种行为多次实施的情况,即行为人对以自己身份合法申领的多张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无论单张信用卡的恶意透支额是否达到＂构罪数额＂,都应当将同种行为的数额累计定罪处罚。     

经济立法有效性的经济史解读——以英国《反圈地法令》和《济贫法》的存废为例

法律自身的特性将会决定其在确定和调节经济秩序时的有效性。英国十五世纪末期开始的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催生了圈地运动。为缓解圈地过程中产生的民众普遍贫困及社会动乱问题,都铎王朝先后颁布了《反圈地法令》和《济贫法》。但由于这两部法律在统治阶级内部认同感、相关利益平衡及制度化体系化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     

秦皇岛市高校学生食品安全意识调查与分析

食品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食品安全意识不仅影响消费者自身的消费行为,也对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引导、监督和推动作用。本文以秦皇岛市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和分析,了解本市大学生食品安全意识的现状,分析大学生在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食品安全行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为高校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人大约见制度史话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     

婚姻法解释（三）在公证实践中的影响与应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对现行《婚姻法》的有效补充，于2011年7月4日颁布实施。该解释涉及的诸多条款，例如：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该不动产的归属的认定以及父母为子女结婚购买不动产的归属的认定等，     

对用工与用工之日的认定

【裁判要旨】用工之日是用工这一连续性行为过程的开端和时间起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在用工之日不可能具备劳动关系的全部特征或者要素,用人单位不可能在用工之日为劳动者办妥全部劳动用工手续,或是立即发放劳动报酬。所以对用工之日在构成要件方面不能适用一个完整的用工行为的标准,而应该适用最基本的实质要件来判定。只要劳动者是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劳动,即可认定用工已经开始。     

“不把人抓错 怎么这么难”

冤假错案在中国的司法史上可谓接连不断。从当年的佘祥林、赵作海到如今的李怀亮、张氏叔侄，萧山五青年等冤案人物镜像，我们不禁拷问错案为何在近年被不断曝光，错案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范？     

扣缴义务人责任研究：类型化与反思

税法上扣缴义务人未完全履行扣缴义务，脱法扣缴行为随之产生，扣缴制度的立法目的成空，追究扣缴义务人责任是为必然。依现行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仅将视情况承担“补缴、追缴”，“限期改正、责令改正”、“刑事处罚”等主责任，而且需承担“滞纳金”，“罚款”或“滞纳金与罚款”等一并使用的从责任。责任形态的复杂性和现行税法的诸多缺陷，导致扣缴义务人责任实务运用极为混乱。要想从源头上解决此问题，必须对扣缴义务人责任进行多维定性，以扣缴义务人基本权利的行使作为扣缴制度财政目的的边界，以财政目的的实现作为扣缴义务人义务履行、权利行使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