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教学中案例运用的探讨

宪法学属于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理论性强,学生学习起来困难。宪法学又是学生学习其他部门法的基础,宪法学基本理论掌握不好,会影响其他部门法的学习,因此对宪法学教学方法的探讨显的尤为重要。实践证明,在宪法学教学中,适当选择并注意运用宪法案例(事例),能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构成特征探究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类犯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制度。其客观方面不仅包括举动犯、结果犯, 而且还应当包括危险犯这一新的犯罪形态。就因果关系而言,笔者不赞成对本类犯罪的认定采取有罪推定的方法,而赞成采取国外的“流行病学”的证明方法,即“根据流行病学的方法去认识某种物质所造成的某种危害的必然性,再加上动物实验数据,并备有其他必然性的补充资料,就可以充分断定因果关系了”。关于本类犯罪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在主观罪过方面,笔者不主张在我国对于此类犯罪引进无过失责任。     

浅析中国宪法监督体制

目前，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缺陷表现在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连续性、可操作性及准确性。其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以及宪法本身缺乏亲和力等诸多因素。为此，应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制定相关宪法监督的法律，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保障体制与违宪制裁措施，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制定与现有国情相适应的违宪审查制度，以完善中国宪法监督制度。     

时间抑或地域——宪法学研究之中国性

学术研究有其存在的历史境域。对一个学科而言,只有在贴合具体的历史境域下讨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讨论该学科的发展方向时才具有意义。从我国历史上看,宪法学研究从清末开始,到现在已有100多年,无论其几经沧海桑田,但它之所以可以沿称到现在,自有它自立的关切方法、问题和理论体系。中国宪法研究的中国性问题,不仅涉及宪法学在中国的时间性差别问题,也涉及其地域性差别问题。     

论宪法的公民程序权

宪法与程序紧密相联，而宪法的公民程序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宪法的实施和人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

法院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合宪解释,合宪解释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审理每一起案件适用法律时都应当考虑到宪法,进行合宪解释。每一位法官都是合宪解释的主体,都享有法律解释权和宪法解释权,但这并不否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司法解释权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宪法的最终解释权。法院通过合宪解释方式间接适用宪法,不必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而引用,但应当在裁判说理部分引用宪法条款。法院在合宪解释过程中发现法律明显违宪时,应当中止诉讼,逐级上报,由最高人民法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     

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与对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逐步调整了其传统的不参与区域经济集团的政策,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日趋积极,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明确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即EPA战略)。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明显的排斥中国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政治因素特别是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地缘政治战略特征。对于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我国的倾向,我国政府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宪法事例教学研究

宪法事例，通常是指在宪政法治实践中发生的与宪政法治有关的各类社会事件。随着我国宪政法治建设的推进，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鲜活的宪法事例，通过选取典型宪法事例、在教学中广泛贯穿一般宪法事例，可以弥补宪法学教学枯燥、抽象、政治色彩浓的不足，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并有助于对大学生进行公民素质教育。     

有用的宪法与有限的宪法——奥巴马的宪法观研究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曾有长达十年以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宪法教师的经历，研究其宪法观有多方面的意义。奥巴马对宪法的讨论集中在他的大作《无畏的希望》第三章“我们的宪法”中，其核心观点是：宪法既是有用的，也是有限的。奥巴马的宪法观启示我们不要疏远宪法、不要迷信宪法、不要苛求宪法。     

Going Down on Good Neighbours: Imagining América in Hollywood Movies of the 1930s and 1940s (Flying Down to Rio and Down Argentine Way)

During the Good Neighbor Era of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USA sought to normalise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in order to promote hemispheric unity, particularly so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ch provoked anxiety about transatlantic trade routes and South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Axis. An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was established, which in turn set up a Motion Picture Division. The Division pressed for a Latin American specialist to monitor and control representations of Latin America via 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The attempt to promote positive portrayals of Latin Americans assisted a boom in musical comedies dealing with North Americans visiting their southern neighbou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 early precursor, Flying Down to Rio (1933), and a full-blown Good Neighbor movie, Down Argentine Way (1940). The article uncovers, behind the optimistic projection of neighbourliness, hidden tensions and deep-rooted anxieties about American ide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