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探讨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监督行政立法的法律规定,只是通过批准和备案两种监督方式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再没有“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措施,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进行探讨。     

论行政执法中的的法律价值观冲突

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价值观是行政执法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依据,直接影响着法律执行的价值状态。行政执法中的法律价值观冲突严重影响着价值观功能的发挥,制约着行政执法的效果。必须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信仰,确立解决行政执法中法律价值观冲突的基本准则。     

论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与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

从“没收空调案”谈起,提出正确界定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与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其关系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从理论上来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在实践中两者又容易混淆。因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有必要利用各种方法正确把握两者的界定问题。     

错位与归位:滥用职权罪立法的检讨与重构

对于修订后的刑法所新设的滥用职权罪,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其是故意犯罪,但相关的论证实难令人信服。合理的思路或许是区分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从实然的角度分析,现行刑法中确立的滥用职权罪是过失犯罪;但从应然的角度反思,滥用职权罪的正确定位应是故意犯罪。为此,应当通过立法修正的形式对其进行理性重构。     

论治安行政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

行政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引进的一项新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公安机关在进行治安行政听证工作中,应当认真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健全和完善公开原则、言词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记录排他性原则。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试论十月革命中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凯歌，西伯利亚拉开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序幕，到1918年3月，各地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是十月革命的必然产物，但与欧俄地区相比，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政权基础的不稳固性。这一特点根植于西伯利亚特殊的土壤，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曲折命运。     

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的重构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一直是困扰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错误地把行政主体资格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事实上,从便于诉讼的角度出发,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规则完全可以简单化。值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参照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制度,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对于正确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效,理顺行政组织法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冷战后美国与印尼军事关系的演变

冷战结束后的15年中,美国与印尼的军事合作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中断到恢复、不断升温。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根据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后国家利益的侧重点也会变化这一视角进行解读。建构主义认为,观念会影响身份的建构,美国与印尼观念的变化对它们身份和军事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印(尼)军事合作关系的恢复和升温,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