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搞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刍议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面,构建这方面的监督机制,是新时期保民生、保稳定、保发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加强监督、转变观念、摆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建立监督机制,形成执法监督合力。     

基层法院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及耦合

司法责任制改革取消了庭长审批权,实现了权力下沉至一线法官的目的,但同时庭长却面临着不愿管、不善管的困境。其直接原因在于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即权力小、责任大。具体表现为多重角色赋予其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基于法院目标管理带来的行政责任以及法官身份回归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并未赋予相应的权力。造成权责匹配冲突的根源在于在去行政化过程中对权力关系的简单化处理,导致法院外部压力型任务注入与内部平权式治理之间的矛盾;法院功能的超载化,扩充了法院管理的范围。权责冲突带来了负面效应,包括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不善管;逆向激励,痕迹化监督与策略性监督,不愿管。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从制度保障、动力机制、信息基础、关键因素四个方面入手。     

监狱严管效能渐趋式微及对策——从刑罚宽严相济视角解读

对极少数抗拒改造、行为恶劣的罪犯实施严管是保证监狱改造秩序,促进这部分罪犯改恶从善的必要惩戒措施,就狱内违法违纪的惩戒而言,它的指向并非是绝大多数积极改造的群体,它涉及刑事处罚的再犯罪毕竟少之又少,故严管措施确有其主流手段及相对严厉的惩戒效能。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执法管理者的力不从心,严管罪犯的"不过如此"心态,严管效能渐趋式微。通过数据统计和理性分析,从宽严相济的视角出发,在罪犯心理、监狱相关措施、执法体系及教改手段等层面进行诱因探求,并在对策层面作一些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资源环境监管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对资源环境监管职责的落实：环境监管失职将受到严惩。在资源环境监管领域，目前我国立法只规定了行政监管责任，对有关行政监管权力行使的行政检察监督却缺乏相应的立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有助于促进政府依法严格履行保护资源环境、防止有关权力滥用的监管职责。     

试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机制的完善

刑事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核心,包括侦查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其中,侦查监督权包含刑事立案监督权.诉讼监督机制是实现诉讼监督权,达到诉讼监督效果的途径.为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诉讼监督机制予以完善与创新.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司法处置与检察监督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纳入规范条款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刑事和解无法可依的局面。文章认为其所规定的适用范围仍有拓展空间,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对检察职权的运用尚需规范和完善。文章结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检察机关的职权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及依检察职权进行的司法处置进行了探讨。     

紧密结合三项重点工作促进民行工作新发展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所担负的职责与中央政法委提出的＂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内容密切相关,从三项重点工作出发,履行好检察监督职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必然要求。因此,在中央提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背景下,更加需要不断的提高思想认识,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把发挥民行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作为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网络监督发展趋势与对策——基于软件工程学中的瀑布模型分析

网络监督发展迅速,其监督的内容纷繁复杂,当前主要以反腐败为重点。引导网络监督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执政党以前瞻性的视角,分析其发展规律,才能在网络监督的过程中,牢牢把握主动权,体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利用网络监督发展趋势瀑布模型,研究网络监督内容的层次性,引入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网络反腐和网络反庸并重的网络监督制度体系。在网络反腐和网络反庸取得成效的同时,网络监督的重点必然会依次加上对干部从政能力的监督、民主参政的诉求以及科学决策等各个方面。     

关于改进和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的几点思考

竞争性选拔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促进干部队伍中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应在明确职能定位、确定适用标准、抓好关键环节、完善监督机制、构建制度体系等方面下功夫,在实践中努力改进和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