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建设中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关系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还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因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发展的推动者、文化建设的受益者。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必须充分发扬文化民主,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增强文化建设活动的针对性,让文化服务于人民群众。     

中国古代先问亲邻制度考析

田宅交易先问亲邻的制度在法律中出现始于后周时期,在宋元时期达到极盛。明清时期,国家律典对此不再作强制性规定,但在民间习惯中,先问亲邻的做法仍广泛存在。这一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将土地保留在本宗族的内部,减小交易风险,并协调家族成员关系。它与现代民法中的优先购买权和相邻权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论党的第一代领导对孙中山的评价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极其深远,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第一代领导对孙中山给予了高度评价。     

论通过宪法诉讼的权力制约路径

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因其不具有一种常规性的政治纠错功能而存在天然缺陷,宪法诉讼从表面上看虽然身处"反民主之困境",但基于二元民主理论、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及其所具有的权力动态平衡功能,是一条具有政治正当性的权力制约路径.     

论当代西方国家的宪法变迁

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所推行的行政改革导致这些国家的宪法在未经修改的情况下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民主制度方面,代议民主制转变为代议制民主、行政民主、社会民主并存的多重民主制。在人权制度方面,人权的核心内容由生存权演变为发展权,人权的义务主体从国家扩展到自治的社团。在权力制衡制度方面,国家层面的权力制衡转变为国家层面的权力制衡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制衡相结合的双重权力制衡机制。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论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对不追究刑事责任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可分为三种情形,但《刑法》第201条第4款中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未归属其中。现行刑事立法在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中概念不统一,《刑法》在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方面不当缺位,已有的规定也较为粗糙,《刑事诉讼法》缺乏特赦令执行的程序规定,我们有必要完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立法规定。     

刑事诉讼审级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虽有一定差异,但多是以三审终审制为原则确立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院改革的不断深化,现有四级两审终审制的缺陷已不断显现,并与现代审级制度的一般原理相悖。现有审级制度在程序设计上以及在与司法体制相融合时表现出的渚多缺陷,已经影响到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需重新建构以三审终审为原则,以一审终审为补充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同时实行法院的职能分层,规范再审制度。     

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的排除之辩

对于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撤检派＂基于检察制度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不兼容的理由而主张撤销中国检察机关的建制,而＂挺检派＂虽拒斥＂三权分立＂的理念,但同时又笃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原则＂,并以此作为主张维护和完善中国检察机关的＂理论根据＂或＂原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对＂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的前世今生以及是是非非的深入考察,以及对中国政权建构的原理和制度特色的精细解读,从中国政权建构的理念和政制上排除了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则认为应当另辟蹊径,为中国的检察制度建构更科学的＂理论基础＂或＂原理＂。     

论检察权的受制性——以检察权能属性、法治功能和价值目标为视角

检察权是集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三项权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权力。三项权能性质不同，法治功能和价值目标也不尽相同。解读检察权结构功能和价值取向，从中找寻检察权应予监督制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