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集体土地所有权立法的妥当性分析

物权法草案维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这是立法者斟酌历史和现实的妥当选择。第一次规定了该权利行使的意思机关,完善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但草案仍然沿用现行法规定集体土地的三种所有权类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的代表、不规定权利行使的监督组织,是不妥当的。应该取消乡(镇)、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所有权,统一为村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中和立法上都非常混乱,不适宜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代表。     

新闻报道中隐私权的限制

新闻报道中当事人的隐私权的保护与新闻自由常发生冲突,隐私权的保护在特定情形下应当受到限制—新闻报道关涉公共利益及存在新闻价值时。在涉及到新闻报道的公共利益时,应当根据被报道对象的不同身份来决定隐私权受限制的程度和范围。在新闻报道关涉新闻价值时,必须严格界定新闻价值的含义。     

当前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对辽宁省沈阳、鞍山和辽阳市阻碍警察执法情况的调研报告

本调研报告是在对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及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分局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文章反映了三地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发生原因和警察权利屡受侵害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我国司法职务犯罪防治对策探讨——以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为视角

司法职务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性犯罪,以现代犯罪原因论观之,产生此类犯罪的原因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既受经济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司法运行机制的困扰,还受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立法本身的缺陷、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司法职权运行机制的独特视角着手,深入剖析引发司法职务犯罪在运行机制层面的成因,并就健全我国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防范对策体系.     

论新世纪新阶段治安行政执法的改革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治安行政执法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们应当改变治安民警的传统观念,转变治安民警执法角色,改革治安行政许可,完善治安法制建设,规划治安行政执法的运行机制.     

同性婚姻与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

目前国际社会中同性同居者争取合法地位的运动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取得成功.各国面临是否承认外国或外法域同性同居关系的局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法院将来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如果一概拒绝承认基于外法域法律成立的同性同居关系,可能不利于保护依附该关系而成立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区际私法中尤其需要慎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当同性同居关系仅仅是作为其他问题的先决问题时,我国大陆法院可考虑适当承认该关系的有效性.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论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与公平效率观的演进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分立、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融合三个阶段,呈现出“合——分——合”的态势。而公平效率观也相应地从单纯的效率至上,分裂为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从公平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和新公共管理的从效率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而最终两种分裂的公平效率观又在新的实践和理论上相互借鉴和整合,走向融合和统一。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