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笔迹鉴定样本收集规范探析

刑事案件侦破、审理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笔迹鉴定对专门性问题作出鉴别与判断。刑事案件侦破、审判过程进行笔迹鉴定时，必须重视规范收集符合鉴定要求的样本材料。司法实践中，由于委托机关中的具体办案人员往往不具备文检专业知识，收集程序、方法不甚规范，无法有效保证样本材料的质量，从而导致样本材料不符合鉴定要求，最终影响到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可靠性。规范笔迹样本的收集工作，能够使之符合鉴定实践的要求，有利于保证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准确性以及可靠性。     

试论国家对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平衡简

健康权在任何与健康熙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忽略.然而, 《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品获得权应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这种通过细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及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     

论西方国家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

主权在民是西方国家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实质是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监督,由此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与核心。从静态的结构来讲,公民监督权是体现主权在民的一系列制度;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公民监督是一系列的政治参与活动。公民监督构成了西方国家监督体系的基础,是监督体系有效运转的动力源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及对策——以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的冲突为视角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在赋予公民接受和从事宗教自由和保持信仰自由的同时,笼统的无区别和限制,这与我国宗教信仰政策存在冲突。它的出台,势必会给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各种渗透活动尤其是政治渗透提供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开展＂人权外交＂,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隔阂,培植地下势力,对我国的政治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加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在立法上明确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完善宗教工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有关宗教问题的广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研析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但却没能有效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现状起笔,分析日前国内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不足,并从道德建设、行政处罚制度、民事赔偿制度、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平衡城乡执法力度等角度努力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速度与激情”事件引发的民法思考

四川绵阳“速度与激情”事件多方位反映出民法的问题。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公权力机关在对公共场所进行合法监控时必须保护好被监督公众的隐私权等人格权；公权力机构对依法获得的公民信息因过错而公开的侵权责任。这些反映出的民法问题都应该进行深入思考研究。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之国家所有制说

财产权的宪法史可分为人权财产权和国家财产制两个阶段。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是国家财产制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宪法创设的用以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垄断，其基本工具价值是垄断。以权利观审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它具有主体的唯一性和权利的专有性、不可变更性和价值优先性等特点。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是管理权，而非自由财产权。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其中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是核心。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展现其中蕴涵的宪政主义精神;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     

“枪手代笔”的著作权问题与消费者利益保护

"枪手代笔"行为是否合法,关键看署名权的转移是否合法。实践中,当事方通常借助三种途径实现署名方式的转移:转让著作权、委托创作作品中的约定和署名权的行使。围绕着这三种行为的合法性,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意思自治视角坚持可自由转移的立场,公共利益视角则反对这种转移。实际上,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共利益理念结合起来才能够客观评判"枪手代笔"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消费者的利益应该受到重视。署名权的转让、约定和行使,影响到文化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为保障文化消费者的利益,建议著作权法规范署名方式,打击有损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枪手代笔"行为。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