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中的弹性条款——法伦理与解释方法的应用

弹性条款是与法官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的，规定了框架性构成要件或者价值元素，需要进行价值填充，可以进行扩大或者限缩解释的法律规范。设置“弹性条款”，无疑可增加公司法弹性适用的空间。但对于新公司法中诸多弹性条款的规定，法官如何进行自由裁量，司法干预的程度和限度又将如何取舍，又是学界应当直面的问题。     

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发展

依法执政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而改进。依法执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要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就必须强化党的依法执政意识,学会用宪法思维执政;要求党的执政活动本身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党在依法执政的实践中逐步强化执政责任制度。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开始逐步纳入宪政轨道。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政党依法执政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构成特征探究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类犯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制度。其客观方面不仅包括举动犯、结果犯, 而且还应当包括危险犯这一新的犯罪形态。就因果关系而言,笔者不赞成对本类犯罪的认定采取有罪推定的方法,而赞成采取国外的“流行病学”的证明方法,即“根据流行病学的方法去认识某种物质所造成的某种危害的必然性,再加上动物实验数据,并备有其他必然性的补充资料,就可以充分断定因果关系了”。关于本类犯罪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在主观罪过方面,笔者不主张在我国对于此类犯罪引进无过失责任。     

刑法修正案（七）“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非法传销活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活动尚未完全纳入法律调控时期出现的一种经济失范现象，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刑法修正案（七）增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新的罪名。然而，正是因为两级最高司法机关曾经的司法文件对该种行为有截然相左的意见，所以在刑法修正案（七）明确了该种行为的罪名。那么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不仅仅是司法问题，更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解读。     

三十年来我国的环境立法与执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环境保护法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法律体系。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原则是科学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和合宪性原则。同时，已经建立起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监督，各级政府负责实施，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建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都是动态的过程。怎样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重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人们应当更加关注的。本文从“机制”的词源意义出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应当包括法治与德治的内在运行机制、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互补与协调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协调机制等内容。     

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     

妇女运动与台湾地区民法亲属编的现代转型

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期的逐渐开放，使妇女运动有了生存的机会。而台湾妇女运动所完成最主要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推动台湾地区民法亲属编的修订。     

基因犯罪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基因犯罪是伴随着基因技术而产生，因基因技术不当研发、滥用所带来的以及侵犯基因资源、基因信息的严重危险、危害行为。基因犯罪往往关联着不可预知的基因风险，基因风险是系统性的、不可测量性的、人为建构性的、复杂性的新型风险；它正是“风险社会”中典型的风险型态。刑法须由法益保护的基点，转换到风险控制的维度，方能有效应对。     

法学通说的文明与法学通说的选择

法学在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普遍表达，据此可以逻辑地推定法学的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其中。绝对标准是法学家不懈追求的理想，而相对标准经过学界认同则演绎为法学通说。法学通说是一种文明、力量、传统和理性，它不断地推动时代进步和法律发展，为法律文明添加智力支持和思想支撑。法学通说概念之下主要包括“要有一种普遍的主张”、“包括一个或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支持这一主张的某种类型的论证”三个基本要素，而“内在的一致性、简单性、平稳性、形而上学与科学的相容性、理论间的支持”则是法学通说的论证标准。以此为根基，法学通说不仅能够确立而且必须确立。这又使法学通说真正呈现出法学学术及其成长的原貌，学术薪火因此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