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微观职责在部门间的合理配置

从理论分析、国际比较和实践评价等角度，探讨宏观和微观管理职责在部门间的合理配置。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并说明研究思路；第二部分展示部门职责的多层次性，探讨这种多层次性对职责分工的理论和实践意涵；第三部分提出“厚微观而轻宏观是部门管理中的宿命”的命题，并从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论证；第四部分作为对策建议，讨论理顺职责分工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旨在为强化宏观职责提供组织保障；最后是总结和说明。     

发展低碳经济的宏颜取向选择——基于辽宁的调查

低碳经济的提法是基于人类对所处环境的深刻认识。2007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会议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并提出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若干设想。与此同时，低碳经济的研究和试点正在启动。辽宁较早地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的战略举措，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当前，有必要从深入分析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条件，以助于认清形势，明确宏观的方向和目标。     

“三门干部”成长记

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他们是一群社会上所说的“三门干部”。80后、90后的身份、4年至7年的系统法学教育、较强的可塑性和思维活跃度，是他们的共性。他们虽然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高，工作有激情、有朝气、有能力、有潜力，但却普遍存在缺乏基层锻炼的艰苦磨砺，有的眼界不开阔，宏观思考问题不够：有的工作办法不多，创新意识不强，工作思路不宽；     

宏观综合研究:西方伦理学研究的第四条思路

中国学者们研究西方伦理学可以采取四条不同的思路:个案研究、要素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和宏观综合研究。与前三条思路相比,作为第四条思路的宏观综合研究拥有历史性、全局性、普遍性、概要性等组成的特性群。尽管后者与诸前者之间在逻辑上和在内容上存在着差异乃至对立,但诸前者对于后者是必要的或有益的。西方伦理学宏观综合研究的主题可分为三批:关于西方伦理学本身的、关于其内部要素的和关于它与其他伦理文化系统的整体关系的。这类研究具有多重独特的学术意义:便于研究者们发现西方伦理学中的共性、规律;有助于研究者们把握西方伦理学的全局、主流;提升中国学者们的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层次;为当代中国的伦理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大气魄的、高规格的或深层次的启示。     

庄园之路:红塔的探索——云南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创新之举(二)

正8月中旬,云南的烟叶又熟了。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鸭桥带着他的"云南庄园经济"课题组,来到了玉溪庄园凤窝园。在赵鸭桥院长和课题组的专家学者看来,玉溪庄园凤窝园建园时间长、成果丰富、经验新颖。玉溪庄园凤窝园距离玉溪市峨山县城35公里,现有61户223人,是一个以烤烟种植为主要收入的典型彝族乡。2008年红塔集团选址凤窝村,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如今庄园有机种植制度形成,标准和控制体系健全,     

财政部:2012年医保适当提高报销水平

盘点2011年,中央财政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力度继续加大,"三农"支出首次超万亿元,百姓在减轻税负、增加补贴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切实得到了实惠。在2011年12月2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明年中央财政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浅论综合性的人力资源管理

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是增强个人的能力与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宏观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则是为一个组织未来长远的发展发现和培育人才,并通过薪酬、福利等措施使这些人才的价值观与利益与组织相一致,从而达到组织与个人的共同成长、发展,两者是相互统一的,只有综合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才能实现一个组织的健康、持久的发展.     

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好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次大会是在我省加快振兴发展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总结了省九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深入分析了我省面临的宏观形势和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和省纪委。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凝心聚力、     

云南省8个行业“营改增”8月1日起实施

营业税改增值税(下称营改增)试点扩大将于8月1日起实施,涉及云南交通运输及7个服务行业的6.09万户登记纳税人。试点实施后,将减少全省企业税负10亿元左右。昆明有2.6万户纳税人将被纳入这一范围,其中95%(2.47万户)以上的纳税人将被划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税率下降,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税负下降幅度将达到41.8%。可解决客运行业重复收费管云生是昆明道路运输协会的秘书长。他认为,"营改增"对于客运影响可能更多一些,"营改增"可以解决客运行业重复收费的问题,营业税时代,     

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初探

我国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城乡二元体制分割、贫富差距扩大和就业日趋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原因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心理、生理等个体原因两大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预防、治安预防、社会保障制度的宏观预防和由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区预防构成的微观预防相结合的综合犯罪预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