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法共谋者替代责任规则之演进述评

共谋者是否对共同共谋者实行的实体犯罪承担替代责任,美国刑法以平克顿案为分水岭,经历否定论→基本肯定论→实质限定论的演变历程。类型弱化标准是可合理预见性标准的重述,可能无法确保对平克顿规则的严格限制。事实弱化标准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更有利于限制共谋者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将轻微参与共谋而与实体犯罪的实行存在弱化关系的共谋者排除在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事实弱化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对我国处理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新冠背景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在我国刑法典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立法留白,其罪状描述缺乏明确性.而在司法实践中,此罪的触角已进入生产非食品原料、盗窃井盖、交通肇事等领域.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助推下,两高、两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将两种情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处罚,明显...     

我国侦查程序的制度性偏差及完善研究

侦查程序制度设计本身未能克服的某些矛盾、冲突和非确定性情势等相对客观的因素被概括为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而侦查程序一旦存在制度性偏差就必然要通过侦查程序的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并最终影响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通过对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的样态描述,在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性偏差的途径与方法。     

论美国证据法中的“毒树之果”规则

美国证据法中的“毒树之果”规则重心在于排除政府非法取证所获取的“二次证据”,该规则的产生渊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沃伦法院所书写的一系列判例.该规则的精义在于以何种标准认定“毒树”与“果实”间的因果关系,美国联邦法院并未采取“裁量排除主义”,而是在司法克制主义前提下以“必然发现”、“善意诚实等”规则明确因果关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需要厘清七个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从诉、审关系上看,是加大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从侦、诉关系上看,则是强化了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监督力度。这对承担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职能的公诉检察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公诉部门的检察人员必须认清形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走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误区,坚持客观公正义务,树立证据裁判意识,遵循程序法定原则,强化侦查监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发挥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公正之功效。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专家学者热议“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

2012年2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评估研讨会在海口成功举行。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最高检:修订、解释、贯彻新刑诉法

2012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本次修订主要是对新《刑事诉讼法》设定的制度进行细化,对检察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工作程序、操作程序作出规定.     

《鹿特丹规则》的“单证托运人”之规定——兼与FOB卖方权益零保护观点之磋商

通过对几个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相关条款的理解,分析海上运输合同、买卖合同以及付款方式,进而指出在《鹿特丹规则》下FOB卖方的地位。与此同时,提出出口商应如何处理买卖合同与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如何处理提单签发问题,如何减少风险,维护自己的权益。     

论医患冲突中的权利限制

医患冲突的频繁发生有多种原因,但医患权利内容的混乱、错位以及模糊不清所导致医患权利配置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很大的因素,使得医患双方在权利行使过程中无所适从,从而导致冲突的一再发生。有效地规范医患双方权利,特别是对权利的有效限制,是解决医患冲突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