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协调--以罗马法役权制度为角度

在罗马法上,当役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而具有了他物权的性质的时候,物权法定主义便随之确立.由此,物之支配利益的多样性与物权法定主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为了协调社会需求与法律需要之问的矛盾,罗马法向我们展现了诸如详尽细化、适度抽象等一系列物权法定主义的役权法律技术.这些法律技术促成了罗马法役权基础上用益物权体系的建立,为近代大陆法系民法所借鉴,并对我国物权立法具有启迪意义.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职能的整合

治安管理职能是警察的重要职能,在我国,由于过去诸多方面的原因,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一方面扩大了行政处罚的范围,强化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规范了警察的治安管理行为,力求建立程序上的保证。二者的结合是对警察治安管理职能的有效整合,使警察的治安管理活动更能实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几点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下称《劳动合同法(草案)》),广泛征求意见.文章认为,总体来看,法律草案结合当前劳动用工领域存在的不良现象,侧重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法律草案赋予了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更多的权利,从而为平衡劳资关系提供保障.未来的《劳动合同法》将是一部规范劳动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处理劳资关系的重要法律,有许多亮点值得关注和期待,但同时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思考.     

儒法合流给科举制度注入的法律精神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官吏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与法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逐步融合的独特产物.这一制度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制度的特征,彰显出公平、公正、秩序等法律价值内涵.科举制度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卡迪”模式与刑事公正司法的实现

从“有法必依”到“公正司法”喻示着一种刑事司法观的应然转变:放松了司法者对法律文本本身严格服从的要求,更加强调文本之外的个案公正、合情理等实质合理性依据。这对破解当下具有普遍性的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策支持和启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本意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绝不能推导出“法有明文规定即可定罪处罚”的结论。韦伯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系“卡迪”模式(即“非理性”)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及合理性,这种卡迪模式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具有目的正当性,不宜将此简单视为“恣意司法”的代名词,其中体现的能动性判断具有司法出罪维度的意义。在目前刑法体系下,法的公正价值与法的安定性并不存在冲突,出罪的理论依据与规范依据完全可以得到恰当融合,但在法适用中需要缓和法的命令性要求。恰当的说理论证是嫁接法的安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纽带,该过程实际上是将合情理、合目的等价值考量揉入刑法文本的理解、适用及说理论证过程当中。     

也是西风渐东土——《民法研究指引》的指引

《民法研究指引》一书作为日本民法研究方法的集成,在日本法学界受到极高重视,但此书诞生于20世纪末,其所介绍的论文写作方式与日本继受法学的阶段、司法实务以及学术研究的环境紧密相关。我国研究者借鉴日本法学的研究手法之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学术生产方式进行功能性参照,发挥我国的后发与主体优势,将不同研究方式的功能进行精准定位,在凝聚研究共识、明确研究方向上深化努力。     

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法律规范适用带来新视角与新问题,在超越可容忍的社会相当性且有刑事可罚追究必要的场合,我国刑法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适用值得关注。该罪的对象被限定为"甲类传染病",本次新冠肺炎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从而该罪存在适用上的瓶颈。司法解释的渐进扩张具有唤醒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法益保护的一面,但是选取的方式难以与刑事法治相契合。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需求,应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立法类型化调整、司法解释适度限制"的组合路径,使刑法规范的社会适应性与刑罚处罚的有限性相融合。     

从刑民实体判断看交叉案件的诉讼处理机制

鉴于刑民实体关系的处理对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直接影响,刑民交叉案件应当坚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视角考察。在交叉案件的实体判断中,法秩序的统一不在于保持违法概念、违法判断的一致,而在于维护"合法"判断一致。强行将民事违法性作为刑事违法的判断前提,极有可能想当然地以合同无效、过错等充实尚无定论的民事违法性,反而导致了刑事违法判断的"失真"。在交叉案件的审理中,裁判的统一是客观事实的最大限度统一而非客观事实和法律评价的完全一致。贯彻了违法判断(相对)独立性的"刑民并行"模式既尊重了审判的独立性,也有助于避免因案件受理顺序的不同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同,是更为合理、高效的诉讼处理机制。但是,当刑民审判存在先决关系时,作为交叉案件审理例外模式的"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具有一定妥当性。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三步确界与修法方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核心且以行政立法权、监察立法权和军事立法权为补充的更优的“一元三系”立法分工体系,监察权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进而有利于织密权力监督之网。当前的紧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以在推进监察法律规范体系立体建设的同时保障监察法规制定权规范演进。利用“三维考察+三层掘进”的阐释模型耙梳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可以为执行监察法律、监察直接相关法和间接相关法的规定,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执行性立法,也可以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就领导性管理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还可以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权,就法律的相对保留事项和监督性管理事项进行授权性立法。接下来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制定监察法规的立法权限、形式和备审等内容作进一步规范,以备我国《立法法》修改之需。     

Privadentiality: Developing a Coherent Framework for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s in Family and Child Protection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ve family and child protection dispute resolution (DR) methods has resulted in a varying array of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s. Review of these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eals a lack of consistency and clarity within each form of DR, and no clear policy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s across the spectrum of DR method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term, privadentiality, to describe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s which may be provided for a wide range of DR methods and a framework for categorizing DR methods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consistent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s across the spectrum of DR.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party and professional understanding of DR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s; protect families from escalating conflict; promote the integrity of DR methods; and enable courts to appropriately review and, where appropriate, approve DR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