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识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中国人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 ,二是儒释道三学 ,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他认为汉学提倡“天人合一”,这与西方宗教“创世”概念迥异。叔本华在分析了朱熹理学的“天人一物”、“尽心知天”的观点后认为 ,儒释道三学皆属无神论 ;同时 ,汉学的这些思想与他的唯意志主义是一致的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

租界里丰富的治安法规及良好的实施效果为清末治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鲜活的示范,而日本刑法中的＂违警罪＂专编则成为了清末治安立法的参考摹本。伴随着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违警罪章程》仓促登场,却很快就因粗糙简陋被《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后者的面世则是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正式形成的标志。     

李林甫专权与盛唐骤衰

唐朝鼎盛时期 ,玄宗李隆基被王朝的富足所陶醉 ,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从此深居宫中 ,专以声色自娱。李林甫以“口蜜腹剑”伎俩 ,骗取玄宗信任 ,高居相位长达 19年之久。本来 ,早在玄宗开元年间 ,社会已多积弊 ,尚未彻底清除 ,而李林甫的长期专权 ,致使社会积弊演变为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野心家安禄山等 ,利用唐朝这种严重社会危机 ,乘机发动祸及全国的大叛乱 ,以致使唐玄宗自己落得丧失皇位、狼狈逃亡巴蜀的可悲下场 ,也使强盛的唐王朝骤然而衰。     

汉代民事诉讼程序考述

汉代的民事诉讼在汉代社会现实中具有较明显的实态。讼之所及 ,多为租税、财货乃至田产 ,表明人们在概念上已经有所区分 ,人们因民事纠纷而“诣乡县讼” ,可知民事审判是地方官吏的基本职能之一。又以出土汉简及传世文献见之 ,民事诉讼的程序化已相当明显 ,由此反映了汉代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政治的转移和新政权的制度化等方面的内容.辛亥革命的功绩就是在于它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清王朝的的封建统治,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道路.     

明中后期诗坛与地域文化概观

明中后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齐文化与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相互争雄,而相对弱势的吴文化则始终与齐、楚文化并飚诗坛。吴中徐祯卿加盟于前七子复古阵营,却固守其吴文化属性;太仓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力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明中后期诗坛上此起彼伏的诗学纷争说明了地域文化之间永远处于碰撞冲突和交汇融合的过程中。     

元代以来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审视--结合“公共管理模型”与“地方行政史例”

基于Christopher Hood公共管理三重价值的视角，选取元以降（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单元为案例，审视和比较其地方行政的演化轨迹、横纵架构和运行成效。尝试一个“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路径，结合“管理模型”和“史料分析”，构建一个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框架模型（LAVAM），探究地方行政的纵向组织层级、横向权力统分与公共管理三重价值——公正、效率、稳健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剖析元以降地方行政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启迪地方行政改革与央地关系探索“，以今审古”“、以古鉴今”。     

宋代妇女奁产所有权探析及其意义

传统学说不承认中国古代妇女个体享有私有财产所有权,但宋代时期,妇女经济地位普遍高涨、财产私权观念与诉讼权利意识勃兴,士大夫法官们亦包容妇女的奁产诉讼,故而无论从立法规定还是从社会生活事实,抑或从司法判决来看,宋代妇女完全拥有奁产所有权,这是汉唐元明清妇女所不能企及的。上述新的时代变化,无疑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的近世化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亦是对中国古代妇女无私有财产所有权学说的一种纠偏,同时对现代民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构建亦具有一定的历史启迪。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