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构进路的理论辨思

行政诉讼调解在理论上会遇到目的取向、适用空间和制度定位上的争论。与民事诉讼调解不同,行政诉讼调解并不完全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而更主要的是弥补现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上的不足;由于行政主体往往在事实上对于所有的行政纠纷都有首次判断权,在与司法关系的处理中往往会使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空间有适度的开放性;为了更为彰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应该明确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定位,处理好与撤诉和判决的关系。     

浅析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始于新制度经济学，并最终通过对新古典范式的超越而达到自我完满。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掉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国家和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到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和供求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制度的变迁，形成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边际分析”方法以及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形式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国有企业企业家失范行为矫正研究——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

四个典型的案例反映出在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失范行为。惟有变迁国有企业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才能有效矫正他们的失范行为,而政府正是这场制度变迁的主导者。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的目标,而且也决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命运。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高质量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新发展阶段全面依法治国作了重大部署,强调提高国家制度竞争力,以"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高质量制度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是遵循制度建设规律、持续保持制度显著优势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新时代需求、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靠路径;是凝聚改革发展共识、稳步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坚强保障。应当准确界定高质量制度体系的内涵、确定其实质与形式评价标准,并在中国特色制度逻辑框架内,提出建设高质量制度体系的具体构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统一;尊重制度建设的规律性与民主性的统一;坚持类型化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制度的评估机制与自我调节机制的统一;坚持制度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解读公共治理：双重维度分析

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应该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从精神维度上看,公共治理追求自由与公平的终极价值,彰显公共性的本质,塑造理性化与契约化的公共精神,预设有限理性的政府;从制度维度上看,公共治理以自组织网络为组织基础,以“元治理”为政府角色,以有限政府为政府的制度形态,以后科层制为组织模式。此双重维度共八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支撑起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大厦。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意识形态理论的对立与批判——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包含有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及其基本取向的认知,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本质不同。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借由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之理论预设、方法论、意识形态基本功用、意识形态变迁推动力、理论构建语境、理论旨趣、理论实践目标冲突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在如下方面存在问题:理论预设缺乏经验事实支持、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社会性相抵牾、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用、以非阶级因素为意识形态变迁推动力、以西方世界为理论构建的基本语境、以解释西方世界为基本目标、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永恒存在。对这种对立的批判性比较研究有利于清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以更好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After Waterhouse: vicarious liability and the tort of institutional abuse

As evidence of the extent of the abuse of children in residential care increa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terrible wrong has altered. These assaults are an institutional syndrom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are individual crimes; certain systems of institutional care are conducive to/foster abuse behaviour (acting as 'crucibles' rather than 'honeypots'for rogue paedophiles). A theory of vicarious (institutional) liability is appropriate if we understand a syndrome of institutional abuse in this way, as involving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fault. The recent decision of the Canadian Supreme Court in Bazley v Curry found a children's home vicariously liable for sexual assaults of an employee on the basis of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risk, an analysis of and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 which is appropriate to the special syndrome of institutional abuse, while encouraging deterrence and providing fair and practical compensation to victims. This analysis/liability is supported by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hild abu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hild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