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奖励评审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法律基础是宪法规定的,科技活动的广泛性、专业性、复杂性要求科技奖励的评审制度在内容上应体现高度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形式上应集中突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我国现行科技奖励评审制度及立法现状还存在一些问题,完善我国科技奖励评审制度应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评审过程必须体现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规范,对现行的评审体系及评审方法进行改革。     

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问题探讨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问题反映突出.本文主要从社区矫正制度和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罚制度两方面检视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的原因,同时就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     

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从判决书看缓刑的适用

刑事司法政策、缓刑制度功能、刑法条文规定、犯罪案件类型及被告人自身情况等都是影响缓刑适用的因素。从判决书反映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故意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缓刑适用率都相对较高,财产类犯罪案件则较少适用。在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存在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不准,缓刑监督考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可以考虑从这两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比较视野下的证据关联性及其判定

关联性在各国证据法体系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但关于关联性的涵义各异。证据关联性的判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受各国立法中设定的证据规则、司法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不同的证据种类与分类的审查判断方法又各不相同,总的来说要立足于证据的功能进行判定。     

暗香浮动:双重反致的伦理密码

追求判决一致是冲突法的古典抱负,传统反致之创设即服务于此一功效。拉塞尔开创双重反致先例之时并未释明其动机与理由。两种正相反对的解释路向彼此既不能证伪复又和谐兼容于双重反致,这表明应从第三维度即回归冲突法寻求判决一致之古典使命来解读其伦理取向。双重反致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为只能实现判决相对一致的传统反致所不能担保的判决绝对一致之目标提供绝对保证,精确致达冲突法之意向。判决一致本身不体现伦理深度,其实现方式才体现伦理深度。传统反致的相对性在于他律,双重反致的绝对性则得益于自律。立足于自律之上的双重反致移情换位于外国法院之立场,散发出为他人的伦理暗香。为他人的脆弱性及其可能走向的为难他人的背反结局使其危机再现。对我意识的终极溯源揭示了他人就是上帝的本体论结构,逃脱上帝的不可能性是对为他人伦理及作为其技术表达的双重反致之伦理困境及伦理密码的辩证破解。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研究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规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亦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困惑。因而关于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范畴、考量标准等都没能形成比较合理和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主要有置换法律法规位置、混淆法律法规门类、误读法律法规条文、颠倒法律法规规制事项和曲解法律法规原则等错误适用。应将“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案件事实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当事人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政职权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为方式对应”等标准确定下来成为行政法规范，使行政主体在适用行政法时予以注意，并能够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法定标准。     

论犯罪事实叙述的苟简及其修正——以我国刑事判决书为例

我国当前刑事判决书中犯罪事实的叙述存在苟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省略对犯罪目的的叙述、概括对犯罪地点的叙述和简化对犯罪行为、犯罪方法、犯罪经过的叙述。叙述犯罪事实的繁简标准是由判决书的本质特性和犯罪事实的实用功能决定的;犯罪事实的叙述模式受到传统制作理念和现实制作条件的影响;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相关经验。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论事实解释——对事实认定中一种潜在机制的哲学分析

存在原本就存在解释,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事实的解释。解释事实的前提是理解事实,理解事实需要具备理解的要件——前见。事实应作为解释的客体对象的同时又限定了解释的视角。规则留出的种种空白必然经法官予以填补,法官也借助于这些空间张显出对事实的个性化评判。解释不是一种事实的原本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种个性化的建构事实"血肉"的行为。实现忠实于事实的要求有两个困难:一是究竟有没有"原事实"会形成不同的解释;二是对"原事实"的识别不能离开现实的因素。事实解释应受约束于各种可能性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确保了解释符合事实的理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