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危险货物托运人通知义务和责任

海商法上的危险货物应限于物理危险物,不应包括法律危险物。货物需满足危险性要素才可被认定为危险货物。海上危险货物运输托运人的一项特殊义务是危险货物的通知义务。托运人未履行危险货物通知义务造成承运人损失时,责任确定上存在过失责任说和严格责任说区分。我国宜采纳承担严格责任说。托运人承担严格责任上应满足相应要件并有一定限制。我国海商法应修改以对托运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严格责任及其限制予以明确规定。     

俄罗斯远东生活资料供给市场未来走势

近几年来,俄罗斯远东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品供应形势明显好转,但是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进口消费品带动的。今后远东发展的重点仍是原材料和能源工业,这是由现有产业结构的“超稳定性”所决定的。因此,远东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的局面难以根本改观,市场地产商品可供量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缓解。俄罗斯在今后几年内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将使俄罗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同时也为中国消费品出口带来机遇和挑战。     

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的义务和责任

海上危险货物运输事故频频发生,多数由托运人过错引起。拟结合国内外案例,系统阐述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的义务和责任。     

论赃物犯罪中的犯罪对象——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对赃物犯罪的修订力度较大,不仅扩张了赃物犯罪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的种类,而且加重了其法定刑的配置。但这次修订也并不尽如人意,赃物犯罪的对象是否仅限于有体物,不动产能否成为其犯罪对象,赃物是否仅限于经济价值之物,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赃物,赃物与相关财物的厘定等问题也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因而探讨并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地理标志等易混概念的比较研究

在有关保护地理标志和维护贸易秩序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中,与地理标志易混的概念包括产地标志,原产地名称,原产地域产品专用标志,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等,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学界内多见同一概念在许多场合却用来表达不同涵义以及不同概念又等同混用的现象。为防止谬种流传,有必要缕清不同概念的出处和演变过程,再对地理标志等相关易混概念详加辨析,以便正确使用它们。     

深化国有公益性企业改革的思路与对策——以长春市部分国有公益性企业为例

国有公益性企业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涉及广大公众利益、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即长春市公交集团、热力集团和水务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分析这些企业近年来的经营运转情况以及在市场化改革和自身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政府在过去国有公益性企业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失误,探索新形势下继续深化国有公益性企业改革的思路.     

国际货物运输的世纪条约——再评《鹿特丹规则》

联合国新通过的《鹿特丹规则》,在内容上有很大变化,引入了不少新的概念,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是一部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及多式联运的世纪公约。我国应推动该公约尽早生效,并适时地加入公约,以促进我国航运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制实施的问题与对策——以“汇津污水处理案”为实证分析对象

多年来,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制的实施加快了我国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增加了公共产品的数量,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然而,在公私合作制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对私人资本保障不足、对公共利益关注不够等问题,尤其是在污水、垃圾处理等新兴环保型公用事业领域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政府相关职能、健全收费机制、建立公私合作合同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途径,促进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提高公用事业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以期更好地实现社会福祉。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确立公共部门整体优化的新思路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切实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改革的现实情况看,现阶段公共产品的短缺,是在政府收入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在于,政府所掌控的公共资源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并未被有效整合起来集中用于公共产品领域。为此,新时期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确立公共部门整体优化的思路,统筹行政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共资源,实行联动改革,整体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使改革能够切实增加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所作为。     

“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物品难题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分析——以大型农用水利设施为个案

税费改革和产权改革后的农村公共物品在运营上陷入困局，其根源在于改革在方向与规范、技术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既反映在公共物品本身的运营系统内，还体现在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制度背景之中。以“大制度理论”为背景，基于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视角，大型农州水利设施的运营难题集中反映了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和局限，凸显了当前农村自治在乡村组织动员能力建设和公共事务决策权分配这两个重大环节上的疏漏．并显示出当代农村改革在制度变迁上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解决大型农用水利设施难题的具体方案应当遵循序列化、层次化的原则，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首先应建立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大型农村水利设施的外贴制度，通过各级转移支付集中解决大型农用水利设施的历史负债，消化其巨大的沉淀成本，并在全体村民享有最终决策权的基础上，完善水利设施的产权改革，以及完善水费征收制度。其次应加强乡村直接民主制度、土地经营制度、乡村金融制度等宏观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并推动农村改革在制度变迁上走向科学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