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两个大计”的论断笔谈

<正>主持人语: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简称"两个大计"),这一全新的表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人们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虽有不同的收获与体会,但在认识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两个大计"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对自身教育使命的全新诠释,这一"全新的诠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传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关注当下的使命自觉,更是中国共产党放眼未来的使命追寻。本期推出中南民族大学校长李金林教授及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8ZDZB04)课题组成员的三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使命传承""使命自觉""使命追寻"三个方面分析了"两个大计"在"过去""当下""未来"之深刻内涵。     

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中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直接体现在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体现在以情感为媒介实现由知识向价值的转化过程之中。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能够丰富"纲要"课的知识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提升"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性。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还存在众多薄弱环节。通过"纲要"课程课堂专题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和课程网络平台等路径将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改革创新中,能够有效实现"纲要"课教学中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国内外实践与思考

青少年作为毒品使用的易感人群,国内外皆注重针对其的毒品预防教育。相比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中国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以"6·27"工程为抓手,具有源头预防以学校为主阵地、运作方式自上而下、治理机制采用社会联动形式、实践创新百花齐放等特性。为使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更加成熟,国家应从构建毒品预防长效机制、合理运用高科技手段、学校工作与社会工作并重等方面努力。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企业“吹哨人”举报行为的刑法评价——以法域协调为视角

雇员告发雇主的违法行为在行政法领域属于被鼓励的行为，但是在刑法领域则可能因为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而入罪，由此导致了法秩序的冲突。积极入罪的立场，不但抵触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要求，而且在法政策层面也不具有妥当性。通过对“商业秘密”概念进行实质解释以限制处罚范围的冲突化解路径，在体系层面和具体问题处理层面都不具有妥当性。应当在违法性评价层面，通过类推适用紧急避险的方式，化解前述评价冲突。其中，在法益均衡性的判断上，举报人所欲实现的利益原则上优先于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为了避免举报人滥用权利，应当将企业合规程序同紧急避险的补充性要件相结合，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立具有独立权限的合规官，来有效限制举报权的滥用。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天津:给“舌尖上的浪费”套上“紧箍咒”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表明了我们党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倡导厉行勤俭节约理念,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组织检查组,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专项检查。对餐饮浪费行为进行专项检查,在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中尚属首次。这既是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的实际举措.     

什么是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作为无效民事行为的救济机制之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在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切实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彰显诚实信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