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不同文化视野比较研究

中西哲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宇宙人生普遍规律的探寻,其视野表现出多层面的差异,探究其差异,对我们更加准确的了解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把握其哲学在当代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不无裨益,笔者从中西哲学研究的目的,所用工具、核心问题、发展动力、背景、研究主体、自然观、人文观等几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作了有一定意义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颁行至今,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诸如辩护、强制措施、审判方式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而程序法实施的保障机制、辩护权的司法救济以及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对刑事诉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目前刑事司法中自生自发的改革正在蓬勃展开,但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问题也不容忽视.要取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需要着力构建权利救济制度,推进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并在刑事诉讼程序观念上有重大的转变.     

中西文明合作何以可能?——重要之事的趋同方法与意义重构

英国哲学家帕菲特认为世界上存在重要之事,并列出了客观理由和主观理由两种划分标准。利己的利他主义和损己的利他主义都不是必然归属于基于道德价值的客观理由,“无人性有德性”和“有德性无人性”假设都面临着普遍性不足的哲学难题。建构重要之事的客观理由需要引入新概念,在乎的伦理维度否定了基于个人分立的假设,为人的相关性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趋同论证在康德主义、后果论和契约论之间寻找共性,同时论证中西哲学之间存在文明合作的模式。作为一种方法论而非哲学类型,趋同哲学与中国“将无同”文化精神相契合,提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推动形成从文明冲突模式向文明合作模式转化的认识论基础。     

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模式

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为防止衰老而保持文化整体的灵活性、模糊性,在整体结构各部分的均衡、调和与相反相成中运行,注重继承性、连续性、传述性,构成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模式。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正常发展的文化,必须时时否定旧有,其文化与文学是在整体结构各部分的精确性、片面性、极端性对立斗争中,以批判性、否定性与跳跃性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比较视野中的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系——浅谈中西政党与代议机构关系的差异

政党制度和代议制度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它们各自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非常普遍的政治现象。在当今世界的200多个国家中,除了约20个国家没有政党外,都有政党的组织存在。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5300多个政党[1],     

严复教育救国思想新探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于学无所不窥",在近代"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深厚的西学功底,使得严复更能洞彻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核心理念的教育救国论。在指出科举取士与传统学术的弊端之后,进而身体力行地通过办报馆、译西书、兴学堂来增广见闻、传播西学、开启民智。严复的教育救国论的特质体现为: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基础的致思理路、冶中西于一炉的教育理念。     

毛泽东与徐悲鸿

徐悲鸿（1895—1953），著名画家，江苏宜兴人，早年留学德、法、意等国，中西绘画兼长。所画奔马、人体，享誉海内外。曾在南京中央大学、广州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与徐悲鸿有过多次交往。     

法家的文化功能与“法”之中西对话

法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制度中的一支强劲力量,自汉代以后,在话语层面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儒、法、道分别提供的道德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最终共同决定华夏民族的超稳定结构。法家之"法"与西方法治之"法"指称相同,内涵不同:前者的背景是封建专制,通过物质手段在制度上完成对人的支配,而后者的背景是民主政治,主要通过主体间的对话达到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后轴心时代"中西文明历史化路径比较及共生可能性分析

"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发生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缘环境相关,也因各自自然地缘特征而形成相应的超越取向相关;经比较分析可认为西方文明的超越取向是外在的,而中国文明的超越取向是内在的,以"外在超越"为其特征的西方文明历史化路径遵循"创生-化生"逻辑,并以追求"排他式共生"为最终目的,而以"内在超越"为其特征的中国文明之历史化路径则遵循"化生-创生"逻辑,其共生理想是包容性的。两相比较,可认为由传统地缘政治学逻辑所支配的西方文明"排他式共生"实质上是对不同文明交往之道的偏离,而以"包容式共生"为其特征的中国文明因其"地缘文明学"取向而倡导"共生主体性",其历史化进程之继续展开也终将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合作共生。     

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