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相关问题研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不应该被视为共犯从属性之突破,其从立法原意上、形式上及实质上均以被帮助者实行了网络犯罪为前提,其仍坚持共犯从属性之理论。网络犯罪帮助犯的成立,形式上增加"情节严重"之要求;实质上需以折衷说为基础结合危险分配理论、信赖利益原则、法益衡量等因素综合考量。原则上并未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只有符合形式与实质之要素,方属可罚,故其并未扩大刑罚处罚之范围。     

共犯与身份的中国问题

即便我国刑法总则缺乏共犯与身份的明文规定,通过借鉴域外理论与判例经验,根据共犯规定及共犯原理,也能妥当处理共犯与身份问题。根据身份是影响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还是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可将身份区分为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非身份者参与违法身份犯罪的,虽成立违法身份犯的共犯,但应减轻处罚;非身份者参与责任身份犯罪的,应分别定罪处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是一种责任身份,其伙同公司人员侵占本单位财产、收受贿赂、挪用本单位资金的,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分别成立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公司人员则相应成立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研究

《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刑法修正案（八）》对此加以补充：“对于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私自开荒损毁苗木是否构成犯罪

<正>【案情】2011年至2014年初,罗某陆续在连城县莒溪镇墙里村向该村村民租了30多亩农田用于种植苗木,因大量育苗,导致田里种植的树苗间隙太窄,难以生长。为了能让树苗快速生长,2014年3月初罗某在未向林木主管部门办理林木采伐手续及林地占用手续的情况下,未经林权所有人同意,擅自雇请陈某某驾驶挖掘机到该村"肖竹坑"山场挖山建阶梯状平台,将山场的林木     

性侵幼女的精神病人被群殴致死之后

正案情回放2014年6月,被当地人称为"性癫子"的湖南省邵东县一名精神病人陈某性侵了同村一名13岁幼女后,被当地村民群殴致死。在此次性侵幼女事件中,被害人只是一名年仅13岁的初中少女。她放学后去找同学玩,被陈某盯上。陈某将其抓进自己的房屋,实施强奸达数小时。少女的父母见女儿久不回家,四处寻找。他们在陈某住处发现陈某正在对其女儿进行强奸,此时该幼女已经奄奄一息。     

论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

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对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有不同的认识，前者主张意志自由论，后者否定意志自由论，主张因果决定论。我国刑法学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普遍肯定人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进而认为相对的意志自由是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基于此，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应是意志自由程度。之所以意志自由有程度之分，是因为意志自由以认识为前提，而人的认识能力不但具有有限性，而且具有大小程度不同。     

国际社会处罚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经验

作为危害极其严重的犯罪活动形式，黑社会组织犯罪与贩毒、恐怖主义活动一起被联合国宣布为当今人类的三大灾难性犯罪。面对黑社会犯罪的严峻挑战，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求对策，国际社会共同治理跨境跨地区的有组织犯罪也积累了若干宝贵经验。因此归纳总结意、日、美等国的经验性做法，尤其是其处罚黑社会犯罪的规律，对合理运行我国刑法机制，有效应对中国大陆地区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共犯的共犯初论

共犯的共犯是刑法理论和刑法立法上的"冷僻"地带。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纵然对其有些许论述,但依然难以称得上"系统"。对于共犯的共犯之概念,国内外刑法学界都未给出明确界定,而仅有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性表述。至于共犯的共犯之分类、理论归属、认识错误以及刑事责任的把握,则是整个刑法学界未有深入探讨的问题。然共犯的共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仅存于想象之中,其依然会出现在各类共同犯罪之中,故对共犯的共犯诸问题的讨论对刑法理论的完善和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     

不作为共犯的处罚边界

正【典型案例】被告人郑某和李某预谋"找个女的抢钱",郑某事先已打算抢劫过程中要进行强奸,但李某事先对此并不知情。2011年8月6日深夜,二被告人开车把被害人陈某(女)骗上车,后带至江边。二被告人共同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行把被害人陈某拖至江边一偏僻树林内,被告人郑某把陈某推倒在地,并让被告人李某去拿刀恐吓陈某,郑某威胁陈某把衣服脱光,被告人李某站在一旁没有说话也没去拿刀。后被告人郑某对     

非法定减轻处罚的合理化研究--以武汉市枪迷境外购枪弹由无期减为三年有期徒刑为视角

文章主要内容是非法定减轻处罚的合理化研究，探究该制度适用的合理化，首先由一则案例引出所要探讨的论点，然后将问题引入到《刑法》63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特殊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应当如何把握此处的“案件特殊情况”，在探讨中得出文中四种观点显然是无法达到满足司法实践中要明确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标准要求的；而后引出目前司法实务中，适用该项原则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适用该条款时，程序上的繁琐复杂和操作上减轻幅度较难把握等两个方面的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此层层递进，逐渐将非法定减轻处罚这一原则适用引上合理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