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动因探析

儒教文化是韩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多种外来文化的韩国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韩国处理和利用文化因素的经验特别是在吸收先进文化、文化创新、重视教育、加快文化产业化等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社会活力问题研究

考察社会活力一般会涉及三个基本要素,即经济要素、社会制度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社会活力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本来源,二是直接来源。社会活力的根本来源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直接来源源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社会运行体制的合理性、社会运行机制的多样性。激发社会活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     

侵犯著作权罪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2007年3月17日至18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主办的"知识产权与网络刑事法律保护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刑事法学界、知识产权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及企业的二百余人与会。研讨会就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司法认定、网络犯罪的管辖、虚拟财产的性质等目前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刊从这次会议中选择了五篇文章和发言,以飨读者。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西海固文化产业巡礼之二

宁夏南部的固原市是闻名全国的"三西"贫困地区之一。但是西海固并没有因它的贫穷而荒芜,也并没有因它的落后而贫乏。近年来,在"小省区要办大文化"的理念引领下,"西海固文化现象"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宁夏第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石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注重文化建党

注重文化建党既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 ,又是新的历史条件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课题。以创新精神解决文化建党在新世纪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

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本文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分析了由于法律缺失和不完善,不依法行政、滥用权力,司法不公及司法权威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关系。提出一方面我们应当教育群众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约束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保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     

理顺体制 规范管理 加强司法所建设力度

湖南省沅江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省、市文件精神,高度重视司法所建设工作,先后两次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基层司法所建设问题。结合本市进行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工作的实际,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在其他站所并机构、减人员、压经费的情况下,唯有司法所机构不撤、人员编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大,制定了《关于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下发到全市乡镇以上单位,做到了     

刘师培社会主义观试探

刘师培作为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深受日本幸德秋水影响,其社会主义观的指向为无政府主义。他能够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大要却不能认同,他提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办法,却又陷入空想。他的社会主义观因有显明的传统文化特质而独具面貌。从经学西学化的角度来看,刘师培的社会主义观颇具剖析价值。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襄樊劫难 地产商让文化走开

"谁砸我的锅,我端谁的碗。"这是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面对他人的不同声音,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此看来,张家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铲平汉圣庵的违法之举,从某种程度上是传承了孙楚寅"执政理念"之精华:襄樊的老百姓要阻挠我昌盛房产公司在这里搞开发,我就铲平汉圣庵。在襄樊,以多家房地产公司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里面,"红顶"地产商张家春不算真正的"大手笔",其铲平汉圣庵的违法之举也只暴露了地产商们为了利益驱动,对"襄樊文化"破坏的一个影子而已。真正的危机在于:在"GDP"和"政绩"庇护下的地产公司利益集团正在左右着襄樊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