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战后那几年

正因为德国在西方和苏联分别占领下反纳粹比较彻底,而在民主化阶段又选择了反战态度坚决的政治家,德国人在反省历史方面才会比日本人出色。     

宪法司法化质疑

从我国宪法功能看 ,不适宜宪法司法化 ;从我国司法权能看 ,不可能宪法司法化 ;从我国法律体系看 ,不必要宪法司法化 ;从现行案例看 ,不导致宪法司法化。     

隐私权:刑事程序基本权

隐私权是宪法权利,亦是刑事程序基本权.隐私权作为刑事程序调整的重要范围,保护着个人对刑法执行至关重要的有罪或者无罪信息的私有,以及对不让政府插手的个人信息的享有.加强刑事领域的隐私权保护,意味着要在政府的规范需要和个人隐私权益上达成大量开放式的司法平衡,对政府操纵背景条件的能力进行有限限制.漠视隐私权的刑事程序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事实性的恶果,其对事实结果的影响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趋势.为此,应关注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属性、价值及作用,加大对我国刑事程序中隐私权的保护.     

生命权的概念及其入宪的必要性和价值

生命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所说的生命权是指狭义上的生命权。生命权的基础性、不可逆转性和不可补偿性决定了生命权应当入宪,而生命权入宪则是对生命权基础性价值的确认和彰显,表达了对生命权的尊重,也将提高人们尊重生命权的意识,同时将进一步推动生命权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

傻化是操作技术的简易化，是用少的或浅显的知识去使用产品。“界面”(操作技术)是可以相对独立于“系统”(运行技术)的。技术傻化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原因是：(1)现代社会的知识成指数函数增长，科技产品极大丰富；(2)专业化分工日益加深，制作(生产)日益与使用(消费)相分离；(3)开发商为实现其产品大众化目标，不断使其产品的操作简易化。技术傻化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其重要功能。它有助于高新技术的推广普及，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助于消除现代社会中的“数字鸿沟”这一新型不平等形式；有助于丰富普通人的生活。     

就权利保障说修宪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12月4日颁布以来,经过了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部分修改。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制定了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现行宪法的某些规定与形势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亟需进一步加以修订,与时俱进,以完善我国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实践在发展,实践无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本市部分政治学、宪法学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和建议,供有关领导部门参考。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势--紧密型关系模式的普遍化

由于宪政的深入发展、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关系冲突的日益加剧、人本主义的滥觞、法律形态的程序化等方面的原因,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世界范围内正逐渐形成紧密型关系模式的普遍化趋势.     

“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关于中国现代法治主义理论的另一个视角

中国现时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即有别于日常政治的宪法政治时期。因此 ,政治国家的问题是我国宪法的理论基础 ,目前法学界倡言的法治主义属于一种市民社会的规则之治 ,但如何把法律人的法律上升为政治家的法律 ,或者说如何处理民法与政治法的关系 ,是当前我们国家宪法政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对此 ,欧洲大陆国家的公法理论和英美传统的阿克曼的宪法政治学说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新视角     

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价值和制度的普适化

国际人权公约体现了人权价值与制度的普适化。人权普适化经过了从话语人权到 国际人权的历史演变。国际人权公约蕴含的人权普遍性包括人权主体的普遍资格、人权价值的普 遍信奉、人权规范的普遍适用。当今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论视野与西方关于人权与社会的价值预设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理论背景主要为普遍人性尊严的哲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背景、自 由民主的普遍理想。     

伊斯兰化后突厥人对外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兴起

伊斯兰化为突厥西迁后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土耳其帝国的兴盛虽然原因很多,但其成功的持续性社会动员是其兴起的重要原因。这一社会动员包含信仰的动员和物质化社会激励机制的动员。土耳其帝国社会动员的成功归结为其信仰成功的社会庸俗化。奥斯曼帝国实行的蒂玛制度、古兰制度和近卫军制度,是该帝国信仰庸俗化的制度化手段和连接信徒信仰追求与物质需要的纽带,它为普通信徒为信仰而奋斗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目标和精神支撑,也为他们沟通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现实基础,从而在客观上为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