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对辛亥革命的间接推动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维护君主统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渐进式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改革结果适得其反,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比如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政治控制力,经济新政使得民怨沸汤,文化新政使得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可以说,清末新政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庄曜孚的《峡行日记》

不久前,得览清末民初女画家庄曜孚后人所赠庄曜孚女士写于1903年的《癸卯年从上海动身入蜀道中日记》（庄之后人多以《峡行日记》名之,下从）抄本一卷。     

《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

租界里丰富的治安法规及良好的实施效果为清末治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鲜活的示范,而日本刑法中的＂违警罪＂专编则成为了清末治安立法的参考摹本。伴随着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违警罪章程》仓促登场,却很快就因粗糙简陋被《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后者的面世则是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正式形成的标志。     

清末民初行政法律变迁中的二次阐释及效力:基于地方新政改革

清末新政框架下,地方自治兴起成为社会思潮。从法律领域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末新政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的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推进是复杂的。这个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中实际上出现了双重制度化倾向,国家推进与地方知识的二次解读导致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法律的实际运行无法回避地方性知识的二次解读。清末民初的地方行政法律改革中,国家制度化进程与地方重新阐释的进程并行,共同参与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实际建构。法律的"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构成的法律体系,双重制度化并行共存的过程,形成了地方社会的多重制度规范体系。     

一代拳师单香陵

山东龙口历来崇文尚武，人才荟萃，久负“胶东少林”之誉，仅清代260年间即出了武进士、武举人68个。清末民初以来，武林界尤以六合螳螂拳风行。这期间涌现出在县城开国术馆的六合螳螂拳第五代传人丁子成，一拳击趴惊骡子的六合螳螂拳第六代传人越乾一。嗣后，自张样三、刘云樵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单香陵来了—他一路拳脚，     

清末新式学堂学生“肇事”现象透析

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新式学堂数目的增加,整个学界处于躁动状态,清末新式学堂学生“肇事”事件层出不穷。这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混乱无序的一种表现,也是内忧外患刺激下的必须产物,从中也折射出新旧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差异与对立。     

清末民初社会心态嬗变对社会变动的影响

清末民初,由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剧变,引起人们社会心态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政治层面,抛弃封建专制制和君主立宪制,拥护民主共和制,推动法制建设;在经济层面,否定“士农工商“的传统模式,积极发展私人工商业;在文化习俗层面,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享乐主义代替封建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这一切,加速了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     

清末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应对——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清末社会道德教育出现系列问题，社会积极向上的和谐局面：吞复存在，社会道德教育陷入困境。《东方杂志》对此给予关注，做出系列报道，从社会道德教育的困境入手，系统分析原因，认为必须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并给出了系列的意见和建议。     

清末东北鼠疫致6万人丧命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