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商榷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2005年12月至2011年5月间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发现重刑化的实体法与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共同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刑事政策重刑化使我国刑罚体系水涨船高；在此情境下，程序设计的严谨不过是出于对严罚的合理化，而社区矫正等微罪转介措施则促使更广泛入罪化。其解决方法是：重新提倡刑法谦抑；对首重严刑的民意进行理性审视；以及推行恢复性司法，通过沟通实施控制。     

群众公权观:创新社会管理的思想基础

本文以社会管理公仆路线和社群路线的分析为视角,提出社会管理的思想原则: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以权为民所赋、责为民利谋的群众公权观的思想创新为基础,通过对社会管理预算与服务博弈矩阵的分析,阐释了党委在社会管理两对基本矛盾关系中,统领天理,协调人欲的地位和作用。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之问题研究

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133条后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次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本文在讨论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原因以及本罪构罪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完善意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拾遗

刑事政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宽与严是我国古代的刑事政策考虑的两极,时下我国的刑事政策渐趋宽缓,通过分析其产生原因和源流,在甄鉴刑法各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可以认为从宽与从严的基准应是根据具体情势,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达到良好平衡。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论舆论监督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舆论监督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证舆论监督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以此说明在法治国家必须要有舆论监督的存在； 第二部分论证了舆论监督在法治建设中之所以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原因， 即舆论监督可以有效地扼制腐败、防止权力的滥用；第三部分论证了在我国应如何进一步搞好舆论监督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进行,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时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也成为改革中的硬骨头.目前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规范、制约、监督权力上：树立起长期执政的权力自觉;尽快实施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论证与理解——以风险刑法理念为理论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已在民众的呼声中顺利通过，但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如何论证和理解法律规定成为关键。以风险刑法理念作为理论基础创建的危险驾驶罪必须合理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契合问题，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现代刑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理解犯罪构成，并检验刑事法律后果，从而提出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