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国际海运立法中分化与协调的百年变奏——以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为视角

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发生、发展与变革无不取决于国际贸易、航海技术、运输方式等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过失责任制应该得到维系,在过失责任制下,免责事项将逐渐醇化,举证责任将根据航运实践的特点予以合理分配,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亦将继续得到适当的限制,从而使过失责任制得到彻底的贯彻.     

论行政征收的公共利益判断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用的首要原则,公益性的有无是判断征用合法与否的重要要件.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忽视区分公共利益的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的两层含义,侧重于维护"绝对的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应当着眼于支撑着公共利益应然性表达的实然性表达,即行政和司法审查的制度结构和运作过程.从这种角度出发,应当重点考虑公益界定向程序化和技术化的界定模式转化.     

执行程序的局部修正与整体改革——兼论司法改革的整体性

治理"执行难"应有整体思路,需要通盘考虑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与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法律的局部修订应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相互协调,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用法律的形式将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也为将来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宏观思路和整体规划,使立法与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大学生就业困境及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制定为视角

1999年6月,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出台,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这使得我国高校毕业生激增,而在短期内,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很大变化.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学生就业弱势地位会愈加明显.大学生就业困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障是今后的一项重大课题.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并征求意见,此举无疑为研究大学生就业中的法律保障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基于大学生就业中缺乏法律保障之背景,探讨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合同法保护尤为必要.     

法官的经验与理性

初民社会是以人神互相感应的方法来解决诉讼问题的,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遗迹。大陆法系的司法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演绎,重视法律的理论体系;而英美司法则完全是经验性的,强调遵循先例,而不注重体系。法官对法律的思辩是依赖于经验的,但是经验却不总是足以对思辩的疑惑提供裁决,所以真正的法官思辩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法官对经验与理性的追求体现的是法律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的逻辑力量。理想的法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经验理性。     

论边缘儿童产生的成因及其游戏治疗

边缘儿童是在普通学前教育机构中,游离于集体边缘、言行举止介于正常与异常边缘的儿童.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导致边缘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家庭生态的失衡是儿童边缘化的诱因,同伴欠缺加剧了儿童的边缘化倾向,教师忽视加深了儿童边缘化的程度.游戏是帮助边缘儿童表达问题的重要途径,游戏治疗具有改善边缘儿童现状的功能.通过创设满足儿童需要的新环境,改善与修复已有的生态环境,以"家长参与"、"同伴介入"、"教师关注"等干预方式,修复或改善边缘儿童的生态环境系统,使边缘儿童的问题得以缓解或消除,使边缘儿童因顺应生态系统的平衡而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同伴群体.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测谎技术是一种现代高科技的产物,我们既不能绝对排斥其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使其游离于民事诉讼程序之外,也不能将其“神化”,将其视为冲破民事诉讼僵局的刹手锏。任何对案件事实的判断都要遵循基本的证明规律,如何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理性地规范地运用测谎技术判断证据,不仅需要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索。     

A SHORT COMMENTARY ON TIMOTHY M. TIPPINS AND JEFFREY P. WITTMANN'S "EMPIR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WITH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commentary, the call for clinical humility and judicial vigilance in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s confirmed as valid and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where the child custody report writer has for some years been permitted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 ultimate issue, is considered. The inherent risks are briefly discussed,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of the judge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 might be better placed to decide the exquisitely difficult children's issues after family breakdown is touched upon. It suggests that a combination of the expert's opinion and judicial fact finding probably produces a result that is as good as it gets. But a greater danger is highlighted. It is the impact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and whether it is suitable in any event to these sensitive court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