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构建的裁审体制及与劳动监察的关系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构建的一般案件"一裁两审"、特殊案件"一裁终局"的裁审体制是对我国原有制度的重大修改,该法确立的分类处理机制以及对仲裁机构资源的整合必将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如何在受案范围以及程序衔接上理顺劳动监察与裁审体制的关系,也是在理论及制度上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劳动争议处理之我见

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多,且呈现复杂化、群体化、涉外化等趋势.我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走上了通过扩大劳动者个人的权利来解决劳动争议的路子,致使劳动者、企业单位、工会、行政权力以及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的职能、地位发生扭曲.所以必须关注并完善劳资双方的信用关系、工会的职能与地位、行政权力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地位和权威、法院最后的司法救济,从深层次解决原来的处理体制"用其所短"的弊端,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     

中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路径与发展方向探讨

从国外经验出发,养老保险立法先行、确立时间表,通过合适的基金运作模式,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养老保险的垂直管理和基金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历史债务和做实个人账户机制,用"三步走"的方式,先实现省级统筹,然后建立全国统一预算,分省余缺调剂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全国统收统支的模式,这是适合目前中国现状和社会保障未来战略发展的选择。     

《社会保险法(草案)》存在问题研究

《社会保险法(草案)》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不清晰,适用范围较窄,政府作用不具体,工会作用不突出和立法技术不科学等。在完善社会保险立法的过程中,应坚持公平正义、互助共济、安全稳定的社会保险立法理念,充分发挥工会在社会保险立法中的优势作用,加快社会保险立法一体化,促进我国社会保险法与国际接轨。     

劳动关系研究英美模式比较——形成的回顾与20世纪80年代后的变化

美国和英国是劳动关系理论发源地,也是对劳动关系理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他们为劳动关系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范式。由于两个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同,工会运动发展的路径不同,两国劳动关系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学者和学科来源以及构成上都存在一定差异。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变化与对策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后,企业内部发生了很多变化,劳动者权益有了法律保证。但是,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工会应当加强源头参与,加强对职工队伍的教育培训,同时还应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完善及检察工作机制改革——以降低刑事诉讼羁押率为目标

针对刑事诉讼中羁押率高的现状,以减少羁押为目标对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完善进行了可行性构想,对改革和完善检察工作机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Obtaining redress for abuse of office in Russia: The Soviet legacy and the long road to administrative just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ptions for redressing abuse of office available to citizens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Russia. I consider the courts, the procuracy, and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as sites for citizens to lodge claims against abuse of office in late-Soviet and post-Soviet tim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 there was an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Soviet legacy, to strengthen legal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alysis of Soviet and post-Soviet normative documents and statistical data allows us to argue that opportunities for Russian citizens to combat service crimes in the courts have improved substantially. However, the system for coping with abuse of office remains imperfect, and retains features of the Soviet legacy despite vague legislation about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dual ways of coping with abuse through legal and quasi-legal mechanisms.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in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Russia exacerbates this imperfection. Overall,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occupies a significant place in people's options for making claims against officials, especially claims against high-ranking officials.     

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