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调解模式研究

通过搭建“强制调解的主导者”和“强制调解的适用阶段”两个维度所形成的框架，可以对强制调解进行类型化分析并提炼出四种模式。一国或地区选择何种强制调解模式，要受到程序正义理念、传统法律程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我国实际，未来有必要引入司法性诉前强制调解模式，实现从程序保障提高、调解人适格和制裁措施到位三方面确保诉前强制调解优势的发挥，同时有必要对我国原有的司法性诉中强制调解模式进行改造，实现调解者与审判者身份的分离和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时空的分离，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动态裁量调解启动的权力以及启动调解时应当考虑的基准。     

论行政诉讼标的——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重复起诉、解决客观诉的合并、诉的变更以及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依据。行政诉讼标的范畴的界定,应取向于其诉讼功能,立足于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指导行政诉讼制度实践为目标,力求在"权利的有效救济"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之间达到平衡。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诉讼法上的技术性概念,权利主张说较契合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翦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策略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公民宪法意识培养,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宪法机制,制约行政权力;用宪法理顺党政关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进一步健全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树立宪法权威。     

虚假诉讼的模型化识别及防范治理——基于诉讼结构的视角

民事诉讼领域里虚假诉讼所涉及的诉讼结构主体,包括原被告、审判方以及关联方:监督方、律师、受害第三者。虚假诉讼原告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或调解书,最终目的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虚假诉讼标的基本表现为财产权纠纷;虚假诉讼缺乏真实意义上的诉讼理由。虚假诉讼内涵的七大识别点,显露于构筑其模型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防范与治理虚假诉讼,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规范诉讼主体、审判方和律师,加强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健全对受害第三者的救济。     

调解的正当性与正当的调解

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大众心理,因此,调解具有正当性,是中国人的自然选择。当前,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调解应坚持依法自愿和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防止一刀切。     

论行政公益诉讼

当公益诉讼的客体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法行为时,所提起的公益诉讼类型则为行政公益诉讼.在当代中国,行政主体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所具有的职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其他权力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然而现实情况是,行政主体不仅没有切实履行其应有的职责,反而成为了公共利益的最大侵害者,行政公益诉讼的设立实有必要.     

我国海事诉讼中引入禁诉令制度的思 考简

基于海事法律关系跨国性、流动性的特点，海事诉讼中极易出现国际平行诉讼的情形。对此，学界有观点提出应当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禁诉令制度，以解决我国海事诉讼中的国际平行诉讼冲突问题。但实践中禁诉令的使用却可能面临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受限严重的问题。因此，可考虑先以《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的海事强制令制度暂行禁诉令的功能，从而循序渐进地开展在我国海事诉讼中引入禁诉令制度的尝试。     

人民调解工作方法与效果探究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工作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民调解工作通过创新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民间纠纷数量巨大、纠纷千差万别,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发挥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并非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在对民间纠纷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与梳理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方式方法,以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效果。     

论枉法裁决罪的认定(下)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罪名,是枉法裁决罪,而非枉法仲裁罪,称为枉法仲裁罪易致误解,并极易扩大修正案确定的适用范围。基于仲裁与诉讼的诸多不同,在枉法裁决罪的认定和适用上,不能简单地参照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标准,而应在协调与仲裁立法(含《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及国际公约内容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础上,从严把握枉法裁决罪的犯罪构成及定案标准。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的实践及其规制——以金融纠纷调解为视角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制度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委托调解方式。必须通过厘定可委托调解案件范围的界限、适用辨清事实和司法审查相结合的辅助制度、加强培训及增加激励等举措完善该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