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识别技术的发展与展望

文章立足于言语识别技术的应用现状,在梳理我国言语识别技术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言语识别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着重加以解决的几个实际问题。     

打印复印文件朱墨时序表观特征初探

本文详细介绍了一案例的检验过程,并通过简单实验对激光打印、静电复印形成文件的朱墨时序的表观特征进行了粗浅的探究。总体而言,两种时序在朱墨交叉点的表观特征上具有文字与印文均完整、肉眼感觉文字均压在印文之上的共同点;在两者本质的差异点上,先朱后墨表现为交叉点的墨粉与未交叉部位一致,先墨后朱表现为交叉点的墨粉光泽度增加、具有潮湿感、以及易出现水珠状的印油积聚现象。     

面部整容术对颅像重合的影响分析

颅像重合法对身源不明的颅骨个体识别已在国内开展二十余年,其依据是对送检的失踪人照片面部软组织与颅骨之间标志点、线的对应量度关系做出是否同一人的认定。经多年观察总结面部整容术的方法、部位及形态与颅像重合标志点、线量度间的影响问题,对于人群中是否有部分人是面部整容术后的面像判断,提出相关专业人员的鉴定分析方法。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传统的视知识产权为私权的观点在面对知识产权相较于其他私权的特殊性及其领域内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常常遭遇无法解释的困境,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即在承认知识产权私权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指出知识产权是公权化的私权,试图以此来寻到新的"突破口".但事实上,该理论因其立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疑问,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是在社会思潮运动影响下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特殊性的一种误读.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根本属性不应该因为知识产权所呈现出的某些独特性而被改变,在当前承认并且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具有重大意义.     

"大国际私法观"辩正

大国际私法观缺乏学科学理论的支持,对其所负任务的认识也不够清晰科学.国际私法的范围应当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加以确定.当前,国际私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在涉外民商事交往中或在处理涉外民商事争议时所出现的法律问题,因此,它的范围应当从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过程加以判断和确定.我国传统大国际私法观所包含的内容也应据此作出相应的修正.     

多权力格局的冲突与协调——以本轮房地产调控为中心所展开

房居事关民生,中央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仍无法控制房价的飞涨.需求和供给能解释大部分高房价,但仍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央政策的失效.高房价是一系列主体的行为所导致,政府之间、政府部门间的冲突放纵了房价的上涨.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制的不足,权力行使应被制约,但也要使它有效协调运作.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国际海运立法中分化与协调的百年变奏——以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为视角

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核心,其发生、发展与变革无不取决于国际贸易、航海技术、运输方式等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过失责任制应该得到维系,在过失责任制下,免责事项将逐渐醇化,举证责任将根据航运实践的特点予以合理分配,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亦将继续得到适当的限制,从而使过失责任制得到彻底的贯彻.     

论边缘儿童产生的成因及其游戏治疗

边缘儿童是在普通学前教育机构中,游离于集体边缘、言行举止介于正常与异常边缘的儿童.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导致边缘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家庭生态的失衡是儿童边缘化的诱因,同伴欠缺加剧了儿童的边缘化倾向,教师忽视加深了儿童边缘化的程度.游戏是帮助边缘儿童表达问题的重要途径,游戏治疗具有改善边缘儿童现状的功能.通过创设满足儿童需要的新环境,改善与修复已有的生态环境,以"家长参与"、"同伴介入"、"教师关注"等干预方式,修复或改善边缘儿童的生态环境系统,使边缘儿童的问题得以缓解或消除,使边缘儿童因顺应生态系统的平衡而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同伴群体.     

A SHORT COMMENTARY ON TIMOTHY M. TIPPINS AND JEFFREY P. WITTMANN'S "EMPIR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WITH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commentary, the call for clinical humility and judicial vigilance in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s confirmed as valid and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where the child custody report writer has for some years been permitted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 ultimate issue, is considered. The inherent risks are briefly discussed,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of the judge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 might be better placed to decide the exquisitely difficult children's issues after family breakdown is touched upon. It suggests that a combination of the expert's opinion and judicial fact finding probably produces a result that is as good as it gets. But a greater danger is highlighted. It is the impact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and whether it is suitable in any event to these sensitive court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