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Italian Utilities and Public Control: Evidence of Merger Effects

ABSTRACT

Increasing competition-induced mergers amongst public utilities may favour in Italy a reduction in public control and an increase in fair value accounting. In this context, conducting a multiple case study characterized by an innovativ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t is investigated how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sector affect integr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accounti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post-merger entity. The findings show, firstly, the persistent will of the public shareholders to maintain control and, secondly, shed light on a form of interconnected ‘accounting levelling out’ that seems ill-suited to represent the economic reality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t-merger companies, despite New Public Management provisions.     

新时代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简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和基础是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我们在新时代工作的重心,也是促进党和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如何选拔使用优秀干部,正确管理使用干部,不断提升干部素养始终是保持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的关键,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障。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管理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今天,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转变,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面对“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的背景下,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十分紧迫和极其重要。因此,新时代必须进一步提高干部政治素质、政德修养、专业能力,强化干部队伍。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与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全面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重要保障。高校腐败现象发生的根源在于权力配置和责任不清晰、权力约束机制不健全、权力监督问责弱化等问题。制定和实施大学章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从源头上规范、制衡、监督权力,从根本上促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必然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是指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五四运动的回忆、评价与反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阶段划分及任务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奋斗目标、各阶段历史任务及青年的奋斗方向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建设话语。文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建构历程,对深化五四运动的研究,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条款”对于新类型网络服务的适用问题——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

"通知删除"规则率先确立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互联网条款"将其扩展为"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并使其广泛适用于一般网络侵权领域。《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又有相应的规定。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迅速发展,新类型网络服务层出不穷,在适用"通知删除"等规则中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争议。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新类型网络服务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其中"必要措施"的界定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必要措施"的妥当性取决于与特定网络服务的匹配性,可以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情形,以利益衡量的方式确定相应的具体措施。个案中应当根据新类型网络服务的特性以及产业发展需求等情况,合理权衡特定网络服务与"必要措施"的适应性,妥善确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     

新时代推进农民远程教育的困境及其对策——以安徽省为例

新时代推进农民远程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其既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需要,也是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养的需要。安徽省在推进农民远程教育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包括出台规章制度、搭建适宜的学习平台、注重教学理念变革等,但面对新时代新情况新要求,农民远程教育也面临一些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注重宣传教育,形成正确的认知理念;树立协同发展理念,提升推进效果;优化学习资源供给体系;强化师资力量,增强师资队伍合力;制定发展规划,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效能。     

首都人口调控的思路和建议--以北京新机场建设中流动人口问题为例[1]

在北京大兴新机场建设过程中，将有大量人口涌入北京市大兴区南五镇。如何在这些重点区域调控人口，避免出现城乡结合部乱象，这既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涌入的关系、社会综合治理与服务首都发展的关系、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提升地区整体实力与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感的关系，又应做到服务与管理并驾齐驱，按照需求做好产业整体布局，有效掌控人口数据、建立门禁制度管理出租房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