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尸体检验职业防护指南(建议稿)

法医工作者的职业暴露风险极大,案件现场及尸体上的有毒有害物质、高致病性微生物以及利器、骨折等因素均可能给法医带来身心伤害甚至生命危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法医的工作环境已经较过去显著改善,但是针对个人防护的重视程度仍需提高。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给法医职业防护带来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借鉴生物安全领域的先进技术和防护理念,以满足新形势下法医工作的需要。本指南立足当前法医职业防护的实际需求,从暴露风险、防护分级、应急处置等角度阐述,希望能为制定法医职业防护相关标准提供参考,以指导法医工作者开展个人防护工作,为提升法医职业化水平和身心健康提供帮助。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人们崇尚良法,期冀良法之治,却在翘首与热望中忘却了良法亦需适宜的土壤。当良法出台后,因土壤导致的“水土不服”很可能让良法之良本身遭到质疑,这是令人尴尬的一种真实。良法如果遭遇故意误读,在司法中将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视角解析实践中的许多案例,能使我们揭开隐于表象后的本质,同时打开索解之结。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我国原产地名称立法——略谈与TRIPS协议的衔接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TWO,我国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须达到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要求,原产地名称是Trips协议明确保护的知识产权客体,在当今国际贸易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对此尚无细致而明确的法律规定。为了更全面地与Trips协调一致,保护民族产业,拓展国际贸易市场,原产地名称保护的立法亟待健全与完善。     

法治的实现目标及其途径

法治社会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民主、平等;法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限制权力;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体现民治;实现 法治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安全、方便、经济的参政方式。     

试论董必武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

董必武在主持政法工作期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的“法制文明”、“依法办事”、“加强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等思想,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