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战略规划的重要方面。刑事法治的规制对象直接指向以社会整体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因而对于和谐社会建构具有特殊意义。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是中外刑事政策实践的最新成果,其依赖刑事一体化的运作机制,在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这两大刑事治理目标之间的平衡,从而能够立足于刑事安全领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特殊贡献。     

刑事审限制度之检讨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审判期限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西方法治国家大多没有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案件的审判期限,而是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并辅之以集中审理原则和大量适用简易程序来保证公正和效率的实现。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作法,取消审限制度,赋予法官自由心证权,并明确将集中审理原则确立下来,规范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应然与实然：刑事诉讼法解释主体再思考

刑事诉讼法解释论是刑事诉讼法范畴重要的方法论体系,而解释主体是刑事诉讼法解释论的逻辑起点,正确厘定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体时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解释行为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解释主体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各级具体将刑事诉讼法适用于个案的刑事法官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抽象主体,行使刑事诉讼法立法解释权,产生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以规范性法律文件呈现的抽象性立法解释,对各级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而具体办案的各类刑事司法人员则享有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解释权,生成效力仅及于个案的具体解释结论,对个案的诉讼行为和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对该案以外的"他人他事",不具约束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价值评析与制度完善

我国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先刑后民”原则为价值基石,旨在应对“刑民交叉”案件。近年来,因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背离实体正义的情形,引致了诸多批判甚或取消的论调。通过对该制度从价值根基到实践范式进行全面解析,宜肯定其基本合理性,同时应从规范立法的角度完善其制度设计,更好的舒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机能,以应对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吁求。     

我国刑法贿赂犯罪行为对象之外延界定——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于犯罪构成的视角考量,关于贿赂物本质的认识和外延的厘定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贿赂犯罪意义重大,而中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林林总总的标准。在世界一体化格局和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价值指向,将财物、财产性利益及可折算成货币价值的非财产性利益界定为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较为合理的,能够适应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开展的客观需要。     

刑事政策的理论预设:国家、权力与公共政策

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界域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当下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作为刑事政策理论预设和逻辑前提的国家、权力、管理、决策、公共政策等范畴进行研究,从而将刑事政策本身置于一个深广的人文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提升刑事政策相关研究的理论品位,并充分释放其实践效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谱系梳理及路径探寻

近年来，以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与确立为标志，刑事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刑事政策研究的浪潮。基本刑事政策乃刑事法治的灵魂与导向，从根本上决定与塑造了一国刑事法律活动的基本框架与面貌，并将直接影响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效果。为提升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品格和学理深度，避免实务践行出现方向性舛误，有必要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性的谱系梳理和绩效评估，进而提出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研究模型以牵引宽严相济政策的后继研究。     

重返犯罪构成原点——以犯罪构成塑成刑事法学研究新范式

犯罪构成是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属性的刑事范畴,在刑事一体化理念被提出以实现刑事学科整合研究的背景下,应将传统的犯罪构成模型加以改进,确立犯罪构成的实践模式,作为刑事一体化理念的基础性实施机制,以突破当下刑事法在研究进路上的困境。     

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素。拥有职务之便的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属于受贿。即便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若谋利内容与他人的请托事项不具有基本对应性,其行为属于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