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告诉才处理制度的价值根基与范围重构

告诉才处理制度是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横跨刑事法和民事法范畴、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意义。告诉才处理制度具有防止公诉权滥用的制度性价值、合理配置国家司法资源的经济性价值、体现亲亲相隐的人伦价值、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政策性价值等多重价值。现行立法中对于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划定有诸多瑕疵,应当根据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特定原则对其进行合理化重构。建议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以及一部分侵占罪排除出去,同时将某些亲属间财产型犯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性暴力犯罪、侮辱尸体罪等纳入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     

未决羁押者劳动权利的国际标准——以有关国际准则为中心

未决羁押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劳动权利的保障在实践中往往受到忽视。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出发,并根据相关国际规定和准则,未决羁押者应当享有一定的劳动权利。未决羁押者有要求参加劳动的权利,也有不参加劳动的权利;在劳动时间、劳动报酬、职业安全权等诸多方面和一般人的劳动权并无差别。同时作为特殊的公民,未决羁押者在劳动权利的主体、获得和行使方面又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特殊性,其劳动权利更脆弱、更易被侵犯。因此,国家更应当加强对未决羁押者劳动权的保护力度。     

社会转型期刑事自诉制度的价值蕴含

在社会转型期,刑事自诉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性价值,可以避免公诉权的弊端、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刑事自诉制度具有经济性价值,能够节约诉讼成本并使国家司法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刑事自诉制度具有刑事立法及司法的原则性价值,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适用平等原则及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刑事自诉制度具有伦理性价值,它彰显了人伦与人性的回归,在社会转型期新熟人社会中能够有效恢复社会关系,并承载了亲亲相隐的伦理规范;刑事自诉制度具有政策性价值,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安全的法律规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具有个人数据的唯一性、程序识别性、可复制性、损害的不可逆性及信息的关联性等特征。在大数据背景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广泛应用会带来严重的生物信息安全风险,其滥用可造成隐私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权益受到侵犯,需要立法进行全方位规制。我国目前个人生物信息的相关立法存在总体位阶较低且内容分散、保护范围狭窄、权利义务边界不清、法律责任不明晰等缺陷,应当采取渐进式专门立法的思路,完善现有相关部门法关于个人生物信息的规制内容,构建层次分明、内外协调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体系。     

论谦抑理念下我国刑罚结构之完善

刑法谦抑理念作为现代刑法的应有价值,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有重要影响,也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价值依据。我国现有刑罚结构存在重刑主义和刑罚配置不甚合理等诸多弊端,违背了刑法谦抑的理念。本文认为在刑法谦抑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刑罚结构应做合理调整,实现"总体缓和,轻重兼顾"的格局。     

从实践困境看我国刑事自诉圈的立法重构——以对S省若干区县的实证调研为基础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范围的规定粗疏且紊乱,实践中问题重重。在法定的三类自诉案件中,第一类的"圈"划得过宽,第二类的"圈"边界不明,第三类的内容存在矛盾,等等。需要对现行立法关于自诉圈的规定进行合理重构:调整第一类自诉案件范围,适当缩减第二类自诉案件罪名,以及通过制度变革,解决"公诉转自诉"制度近乎形同虚设的问题,强化适用效果;同时取消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关于犯罪客体的限定,避免出现共同犯罪案件中既有公诉又有自诉的尴尬局面。     

风险社会语境下涉疫情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风险社会中涉疫情个人信息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具有“半公开性”特征和“超个人法益”属性。风险社会里刑法针对危及共同体生活安全的风险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方式必然有别于传统的刑法,但不得颠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立场。涉疫情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当寻求自由与安全的价值衡平,在行为正当性的衡量规则中坚持优越利益规则,在刑罚目的的设置中突出一般预防目的。在此思路引导下合理划定涉疫情个人信息和采集主体的范围,采用单行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手段扩大和延伸刑法规制,将实害犯升格为危险犯,并根据行为对象进行类型化入罪。在侵犯涉疫情个人信息行为的出罪方面,应着重关注“被收集者个人同意”的限定使用、“去标识化”行为的合法性条件以及公权机关的使用限制。应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遵循罪刑均衡和区别对待的原则,科学设计涉疫情个人信息犯罪的刑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