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和发展的视角论公务员的诚信

诚信是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和原则。《中庸》里说，“诚，天之道也”，“天之道”的说法不过是强调它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孟子则明明白白地说清楚了“诚”的意思和意义：“思诚者人之道也”，做人要真心实意，真实不欺。“信”和“诚”是一个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写道：“信，诚也”，“诚，信也”。     

论党代表“三联制”

在探索党代会常任制试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将人代会的代表联系制度与党长期实践的干部联系群众的方法引入了党代会，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党代表“三联制”。“三联制”的推行虽有一定动力机制，但仍存在制度性阻力，因而各级党委必须给予“三联制”制度上的落实保障，党代表才能真正成为党委、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桥梁。     

改革开放后我党提出反腐败的由来

1980年11月,黑龙江省破获了一起重大诈骗案。案犯于天章冒充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黑龙江外贸局驻深圳办事处处长、大庆政治部主任、黑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经理、黑龙江省外贸局副局长等领导职务,利用各种关系,针对某些人的不同心理状态,投其所好,暗设圈套,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拉拢腐蚀干部。据统计,被于骗害的共有100余人,其中干部23人,包括地市级2人,县团级5人,科级6人,一般干部10人;涉及黑龙江等9个省市自治区,诈骗钱     

试论递延权力

递延权力是公共权力被异化为非公共权力的谋取私人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递延权力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公共权力扩张和缺乏权力制度规范而引起的,也受我国传统的家庭化伦理思想的影响。要抵制和克服递延权力的危害性,必须从文化、制度、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矫治。     

论选举意识和人大代议制度的互动

近30年前,我国的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实行县、乡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更高的要求来回顾和总结,选民的选举意识并没有随之而提高,从某一方面来说,这凸现了基层人大代议制度的优势并没有得到显现。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在我国政治传统中,代议政治一直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政治动员型的选举无形中既削弱了代表的代议压力,又不能积极推动选民的选举动力。因此,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应该同时促进基层人大代议制度和选民选举意识的提高,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提升政府人员素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上 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草案 )》明确提出了“十五”期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不断提高城市信息化、市场化、法制化水平 ,发挥国际性大都市的综合优势 ,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徐匡迪市长在上海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草案 )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到‘十五’期末 ,在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综合服务功能、综合发展环境、综合创新能力、综合管理水平、市民综合素质等六个方面 ,都要跨上新的台阶”。可以说 ,增强城市的…     

党代会常任制初探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和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这实际上正式拉开了我国扩大和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序幕。党代会常任制是具有中国政党政治特色的创举,是政党代议制的一种新形式,同时也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有效机制。建立地方党代会常任制,明确党代会的地位和工作内容,不断探索党代表的选举方式,理顺党代会和人代会、全委会的关系是今后党代会常任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论人大代表比例构成的历史必然和发展逻辑

我国人大代表比例的构成既来源于执政党对代议制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深刻维护,也来源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特征。从制度预设的视角看,适宜的比例结构规定成为我国人大制度的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阶层分化,我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领导干部过多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追求国家经济发展的暂时性政治特征。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议增加农民工代表以及妇女代表的比例,体现了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的我国人大政治制度新的发展理念。未来我国人大代表的比例结构发展逻辑是更趋合理和理性,应该看到由此带来我国人大制度的深度变化,一方面是代议议程更加契合代议的原意,另一方面是代表制度的规模也将有所改善,更加增强其有效性。     

人大监督制度建设回顾

人大监督制度，具体表现为按照一定形式和程序进行的各项具体监督制度。这些监督制度包括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即宪法监督制度，监督法律执行的制度即执法检查制度，听取和审议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工作报告的制度，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及其执行情况、国家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制度，受理申诉、控告、检举的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特定问题的调查制度，罢免或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制度。同时，还包括多年来地方人大从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且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     

想起了1956年

毛泽东在天津的讲话中指出:“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压是压不服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