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的“正规化”: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家政服务企业——基于2019年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

在非正规就业盛行的家政市场,家政服务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亟待考察这些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的就业效果。通过分析2019年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数据,发现家政服务企业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家政业内不同工种的收入差距,改变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原有结构。伴随管理者企业的介入,家务员收入大幅提升,母婴护理员和家庭保洁员的收入则出现下降。家政企业对工人收入的改善和工作正规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本文不仅呈现了家政就业市场内部的异质性,为家政工作的正规化讨论提供中国经验数据,还指出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在以女性为主的非正规就业市场上的特殊性,具有一定政策意义。     

建构亲密与控制情绪: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研究--以北京市3所幼儿园的田野调查为例

儿童抚育从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此诞生了照料和教育儿童的专门职业--幼儿教师。本研究关注幼儿教师职业群体,基于田野调查与访谈,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对其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情感规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作为照料者,他们被期待付出"像妈妈一样的爱",与幼儿建立起亲密情感联结,并对其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另一方面,作为教育者,他们需要遵循"温柔而坚定"的情感规则,管理负面情绪的表达,并选择合适的互动方式实现教育目的。本文还讨论了幼儿教师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面临的不同情境以及应对策略,包括工作环境的压力与限制、教师与家长之间部分理念与行为相互冲突背后隐含的期待,分析了园所类型可能对幼儿教师情感劳动产生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汇率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基于跨境贸易结算的影响因素视角

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引入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影响就业的全新路径,并利用2000-2018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贸易路径,汇率对行业总体就业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经由汇率变动预期路径,而汇率通过净出口指数路径对就业的负向影响较微弱。人民币汇率对不同行业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的根源是不同行业进出口产品结构及产品异质性的差距导致在汇率变动的不同情形下,行业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水平不同,从而造成外贸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具有差异。并且,技术特征及贸易来源地特征是造成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     

加速折旧方法的理论分析

加速折旧方法计算模型建立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从模糊概念出发,根据平均年限法计算年折旧额的基本计算公式结构,同时结合加速折旧的要求,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的一种计算模型。     

完善我国新型劳动法律体系架构研究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存在着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缺陷。因此 ,应在探析其价值内核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新型的劳动法律体系。该体系应包括 :劳动力市场主体法、劳动力市场秩序维护法、劳动宏观调控法、劳动监督检查法、社会保险法和劳动争议处理法。     

国际法框架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成为国际经济中的持续热点问题之一。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经济已经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长期面对的常态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以往研究中的币值低估与否,是否违反相关国际公约等方面的单一研究模式,而需要在相关国际法框架下,从经济、政治及国际法等多角度加以综合研究,以制定相应的长期应对策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内法上相关制度的完善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研究

在西方法治国家,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程度普遍过低,行政民主化进程受到制约,强调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度改革确保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化。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论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模式选择——谈“混合制”陪审模式的建立

人民陪审制在我国是舶来品,其建立的基本理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司法民主;一是通过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实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目的。我国目前人民陪审制的实际运行与以上两个理念冲突,无法实现人民陪审制的功能。在审判方式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对人民陪审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们主张我国人民陪审制的改革在立足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基础上,借鉴英美陪审制的合理因素,建立混合式的人民陪审制。     

Crime,detection rate,and the police: A macro approach

Dutch crimina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police and justice have only recently been analyzed at the macro level (e.g., at the level of municipalities or the whole country). This type of approach i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analyses at the micro level (that of individuals), which are more common in Dutch empirical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The main results of such a macro approach are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We conclude that the per capita numbers of youth, divorced people, and unemployed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crime rate. The police strength and solving rat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s well.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police reveals that detecting one more case of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is far more expensive than solving one more other crime or handling one more traffic accident. The results are combined to sketch a cost-benefit approach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allocating more resources to the police. Allocating extra resources to solving more cases of vandalism gives the best cost-benefit r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