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核心理论刍议

宪法核心理论是指以人性尊严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宪法秩序以及为了维护此秩序所必要的宪法基本原则即宪法的核心部分应受到绝对保障。宪法核心理论源远流长,不同法系中的宪法核心思想交互影响汇流成现代宪法核心理论;宪法核心理论法律实证化肇始于法国宪法,却在德国基本法中得到继受与发扬,此后宪法核心理论法律实证化蔚为世界潮流;宪法核心理论的司法实践也同时激荡展开,并显现出处于发展之中的宪法核心理论存有诸多难题。     

公安院校警务研究机制创新实证化探索

<正>"硅谷之父"特曼认为,大学应通过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通过产学研合作,在高新技术成果方面为社会提供服务,成为"研究型大学"。1公安院校职能在于培养公安专门人才、开展公安科学研究、服务公安实战。2而科学研究又是提升高等院校教学质量、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基础。公安院校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积极面向公安实战,瞄准公安工作     

基本权利的宪法构成及其实证化

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宪法化 ,受制于社会现实发展。这些基本权利可以分为三类 ,即自我保存和肯定意义上的古典自然权利、自我表现意义上的公民政治权利及自我实现和发展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权利。这样划分有利于理解宪法基本权利的不同属性及其思想与现实基础 ,理解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以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实证化。     

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科学关系的思考

关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学界有诸多争论和分歧。其根本缘由在于未能厘清马克思和当代实证主义关于“实证科学”的理解和定位的差异性。在马克思这里，实证科学是建立在以批判思辨哲学为前提的实践基础上，以历史的感性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当代实证主义则仍然以抽象的思辨为基础，将“实证科学”定位为理论命题和经验事实的归纳和演绎的逻辑关系确立过程。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深受实证主义将“科学”实证化的影响。甚至成为困扰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文章指出必须扬弃当代科学实证化思潮造成的遮蔽，才能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科学的本质。唯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科学地指导中国现实社会发展。     

传播淫秽物品罪客体再界定

犯罪客体是我国目前犯罪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之一,其根本任务在于为刑法分则各罪名提供实证化判断。然而在传遍淫秽物品罪的犯罪客体上,本文认为不能仅仅表述为社会道德风尚这种自然刑法意义上的模糊的概念,而是应该还原为法律实在权利,即＂他人对性的自主获得权＂。同时,只有坚持这一思路才能为刑法分则中各罪名进行规范解释的作用,从而也能减少了司法审判中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司法公正。     

论宪法环境权的实证化

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具有实证效力,但并不能直接付诸司法适用,而需要通过部门环境立法来实施。这种实证化方式是由我国宪法环境权条款的基本国策条款属性、我国独特的宪法法律化实施方式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特殊释宪机制等因素决定的。保护宪法环境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即国家负有环境保护义务。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并内含增进环境质量、预防环境风险、整治环境问题和救济受损环境权益等四层次目标。我们应当在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双重面向和四层次目标之下妥善设计宪法环境权的部门法实施路径,以具体落实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     

何以个案为何叙述——对经典农村研究方法质疑的反思

个案研究的价值与理由是不依赖于科学——实证化研究而独立成立的,拿量化的标准,以代表性、普遍性去拷问个案研究,只会对以质性研究为目的的农村研究带来伤害。对于复杂事件和过程的叙述有其独立实践的空间,与科学——实证化研究的分析进路是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丰富着当下的农村研究。     

传媒需要量化指标的指引——无锡传媒广告市场的实证化分析与推算

观察城市广告与宏观经济、传媒特质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为传媒发展的实践提供有参考意义的定量依据。通过对经营数据的挖掘，实现对传媒产业增长机会点的真实发现。     

犯罪客体研究的实证化思路——以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客体界定为例

犯罪客体(法益)在犯罪构成中的要与不要的地位之争,可以还原为主张不同的犯罪论体系之争;犯罪论体系的科学与否,不能用自己来检验自己,只能用实践效果来检验;犯罪客体的根本问题是对分则个罪客体的实证化、精确化问题;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客体可界定为"他人的不愿意接触淫秽信息的权利".按这一思路,该客体对本罪中的传播行为的违法性判断具有具体的规范解释的效果.     

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

由于实证主义科学观支配了主流社会学的研究,预设它是惟一客观可靠的知识类型,从而使质性研究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叙事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种,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或情感表达,它与逻辑科学话语同样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对于丰富社会学的想象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这是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变通性、过程性和模糊性所决定的。叙事是否成功,取决于作者的问题感、材料的复杂性和讲故事的技巧。方法与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因此,与其用“叙事的时刻”去颠覆统计社会学的神话,不如为适当的问题选择适当的方法,克服韦伯所谓“方法论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