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适用假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暂予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变通方式,并未改变刑罚的种类和内容,对该类罪犯适用假释是对暂予监外执行性质的肯定,也是人人平等原则的要求,同时也可提高司法效率以及假释的适用率。有效地判断该类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其适用假释的基础,实践中的立法和案例则为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适用假释的法律化提供了经验。     

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表现与防控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许可中普遍存在.从分析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入手,有针对性地构建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防范与控制体系,可以有效规范行政许可行为,预防和根除腐败现象的发生.     

《民法典》中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要件与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787条以现行《合同法》第268条为基础,对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作出了规定。该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定作人利益,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任意解除权应限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类推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在时间要件上,该解除权只能在承揽工作完成之前行使;在主观要件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排除承揽人违约的情形。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符合解除权的行使程序,但在行使效果上,应注意其与法定解除权的区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须承担对价的单方终止,对该条所定的赔偿范围,应采“报酬请求权”解释,即承揽人有权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以及因合同解除而增加的费用,但其因合同解除而节约的成本应予扣除。     

Parolee Perceptions of Case Management Practices during Reintegration

Researchers argue that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is a crucial ingredient for successful releasee treatment outcomes, and more recently in effective correctional treatme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 illustrate the value of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in effective case management and in supporting desistance from crime for reintegrating parolees. The study involved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56 high-risk/high-need federal male parolees and three parolee case studies. Releasees reported an appreciation for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aseworker(s), which they described as supportive and without judgment. I argue this relationship reflects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responsivity and embodies the valued treatment components, optimized through a therapeutic alliance, that foster pathways to releasee reintegration. I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role of therapeutic alliances in processes of and implications for effective correctional treatment.     

立法与司法的互敬:对刑法酌定量刑情节的双重规范

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翔实地反映出一定阶段人们对立法成果的实践情况。刑事诉讼中审判方式变革的直接产物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当下量刑规范化的提倡,推进了量刑程序的改革。量刑情节作为萦绕量刑始终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从20世纪90年代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如今的量刑规范化的提倡,都是一种司法实践对立法规定的回应,立法及时又将产生良性的互动。这种互敬的对话模式是立法层面的反思,更是司法角度的自省。针对目前集中反映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问题,在有限思索的方寸间试以论述。     

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备案审查程序的构建

中央政法委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了备案审查程序。但对备案审查的性质、标准、方式、效力、救济途径和适用依据等方面规定不明确，学界和实务部门产生了争议。分析后认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备案审查的性质应为政法机关的内部监督，而不是行政／司法审批；建议备案审查采取合法性审查为主、合理性审查为辅的标准；备案审查的方式，可以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采取列举式，其他罪犯采取抽举式；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结论不应具有改变决定机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裁决的效力；对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结论不服的，应分别赋予被审查机关和因此受到影响的罪犯提起复查的权利；备案审查的依据应根据《意见》的精神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公安部联合制定规范法律文件；对同一案件，应由做出裁决的机关向相应的上级机关报请备案审查，而不是相关机关分别备案审查。     

对刑法"不得假释"之规定(81条第二款)的商榷

限制假释与世界行刑现代化方向不吻合。对假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但不能因噎废食。我国限制假释的理论依据值得商榷,事实表明:限制假释不利于调动在监服刑犯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他们的重新社会化过程,与监狱法中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不符;同时,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体现法律的公正、衔接等方面并非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所以,建议对该刑法条款进行修改,并通过对我国假释管理体制的完善,逐步扩大对假释的适用。     

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探析——以金融危机应对和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法官自由裁量权在两大法系中都是存在的，其在涉外民商事领域的功效尤为凸显。我国现行涉外民商事立法主动或被动地赋予了法官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过使得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法迈进了一步，但是立法的局限性进步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自由裁量权由过去的空洞无序迈向有序。正值我国指导性案例成行之初，借助该契机，在建立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指导性案例体系的同时，实现法官在该领域自由裁量权的突破，弥补和修正立法的不足，也为金融危机等情势提供应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