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黑马学校的魔方效应

在天安门东南约20公里处,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原是北京市大兴区一所再普通不过的学校,近年来却成为异军突起的黑马。2020年,该校有80余名学生参加高考,本科率达98.7%,而当时这批学生的中考成绩在区里均排1300名以后。该校校长王教凯说,让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是让先进的教育观念可操作化,让每个孩子在丰富课程中个性化成长,保持生命状态的生机与舒展。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前期准备。切实完善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硬件配置,大力丰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基本内涵,客观确定与突破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节点,是从自贸区到自贸港的基本要件与基础工作。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海南建设成为世界上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步伐必须加快。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找准保护与预防的平衡点

2019年,电影《少年的你》火爆银幕,影片中折射出的校园欺凌现象引人深思。如何有效预防、矫治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更好地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话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1999年颁布实施,为动员全社会开展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地方立法的范围 ——基于辽宁省设区的市的考察

《立法法》修改后,辽宁省9个"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2015年至2018年,9个新增立法权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积极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31件,包括地方立法规则的事项以及城乡建设与管理和环境保护的事项。从两大类地方立法的范围看,存在地方立法的缺位和越位问题,需要在未来立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国内外实践与思考

青少年作为毒品使用的易感人群,国内外皆注重针对其的毒品预防教育。相比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中国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以"6·27"工程为抓手,具有源头预防以学校为主阵地、运作方式自上而下、治理机制采用社会联动形式、实践创新百花齐放等特性。为使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更加成熟,国家应从构建毒品预防长效机制、合理运用高科技手段、学校工作与社会工作并重等方面努力。     

“命题”助我成长

自2000年走上讲台以来,我从一名普通青年教师逐渐成长为唐山市名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回顾自己的专业成长历程,发现"命题"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下面就说说我参与"命题"的那一阶一阶的事儿,以及个人的感悟。命题负一阶:初次接触刚参加工作是在唐山一所普通高中,学校返聘了十多位各县一中刚退休的老教师,有四五位特级,其中就包括胖焕宇老师。胖老师是政治特级教师,当年教学成绩很高,在唐山市很有名气。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