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物化观与马克思问题域逻辑转换

物化观是解答当代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的物化观有一个从早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性批判到实践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的问题域逻辑转换过程 ,对物化观的经济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确立的基础。物化实质上体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利益关系下对主体 (劳动者 )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否定关系。正如消灭异化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一样 ,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改变滋生物化的特殊经济利益关系 ,建构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 ,劳动 (实践 )创造的产品才会体现对主体 (人 )生存和发展的肯定关系。这就是马克思物化观问题域逻辑转换的价值指归。而卢卡奇把物化从经济因素中剥离出来 ,按黑格尔理性革命观的图式将其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 ,它无疑为一切把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当作价值事实的唯意志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是对建国初基本话语规范的突破和发展,它经历了萌芽期、萌芽后的阻遏期、萌芽后的发展期以及全面形成和定型期四个阶段.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情理观念

情理（情、人情、世情、性情、人情物理）是明清小说批评的重要范畴之一，情，指人的主观情感，有时偏重于指男女之情；理，事理，主要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大部分小说评点家追求情与理的融合与统一，以情理作为评价作品、臧否人物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本主要情理观念在小说的创作目的与艺术效果、作品的真实性、人物性格塑造等三个方面的表现。     

关于警察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警察道德建设作为一种以规范警察权力的运营为核心内容的价值建设,其效果的达成,不仅对于规范警察职业秩序、塑造警察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行警察道德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它的特点,克服其所面临的各种错误倾向,把握其时代的基本趋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多维探源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无产阶级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解读,是生产社会化要求的推导,是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扬弃,”是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初级”表现。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