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常人方法学理论探析

社会学理论总是试图清晰地描述并解释社会行动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生活世界 ,在熟知的基础上达到真知。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这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而 5 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则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并在“权宜性行动”、“索引性”、“反身性”等概念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常人方法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 ,但是它并没有完成给自己赋予的使命。     

"道"与"一"

道家的“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如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的“理念” ,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对道的含义之理解却始终充满歧义和困难。本文试图另辟蹊径 ,从道家经典文本中常用的“一”字入手 ,通过对其用法与含义的分析和解释 ,实现对道观念的全新阐释。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关于警察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警察道德建设作为一种以规范警察权力的运营为核心内容的价值建设,其效果的达成,不仅对于规范警察职业秩序、塑造警察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行警察道德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它的特点,克服其所面临的各种错误倾向,把握其时代的基本趋势。     

论邓小平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思想

邓小平用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来考虑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问题,认为提高人的素质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条件,还要经过长期艰苦的主观努力。邓小平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提高人的素质的光明前景,又要看到提高人的素质任务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分阶段分层次推进。     

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与自然发展的冲突,是人类自身的行为造成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循环经济是防范和解决人与自然矛盾与冲突的必然选择。     

发展理念的哲学思考

发展根植于人类本身所固有的对现有事物的否定与超越精神,是人类为自己设定的永恒目标。然而,在传统发展理念支配下,发展的标志要受制于“人类中心论”和“物本主义论”,由此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传统发展理念的形成直接根源于人类作为思想前提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上的误区。构筑“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实现本真意义上的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的终极指向是全面而自由的人。     

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基本问题

期待可能性是刑法中规范责任论的核心内容,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获得了普遍认同,我国刑法也有必要移植该理论。在判断标准上,应采取类型人标准,而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应当作为刑事责任的阻却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