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伪基站犯罪中的罪数判断

随着手机终端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伪装成运营商基站实施犯罪的行为（俗称为“伪基站”犯罪）逐渐猖獗，危害性日益突显。但由于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对此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专门规定，各地行政、司法部门对该类案件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在罪名罪数认定上都存在一定争议，造成对违法行为防治不利，目前全国各地的“伪基站”案件仍在不断发生，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文章拟根据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理论学说，结合防治工作现状，就伪基站犯罪中的罪数形态问题进行专门具体分析，意图为运用法律武器应对“伪基站”行为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伪基站”刑事案件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正本文案例启示: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的数量或数额达到非法经营罪起刑标准的,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尚未达到非法经营罪的起刑标准,但相关设备经鉴定属于专用间谍器材的,应认定为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伪基站"设备发送广告短信,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罪数判断标准研究

作为罪数理论的核心,罪数的判断不只是计算犯罪的单复,更关乎刑法目的的实现。然而现有的罪数标准由于种种缺陷均无法承载一罪、数罪的区分功能。从罪数论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定位来看,其为连接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因此,犯罪个数的量定必须考虑相关犯罪要素的齐备和刑罚效果的适当,应在法益的基础上,综合行为、犯意等各种要素,并结合刑罚的充分必要性而为认定。     

对虚假广告罪适用难的理论思考北大核心

虚假广告罪适用难具有普遍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利用广告虚假宣传是实施欺诈类犯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对于已经造成较大财产损失等危害结果的,一般认定为诈骗等欺诈类犯罪,无虚假广告罪的适用空间;因行政法对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违法责任的规定,与刑法的责任要件相悖,无法适用虚假广告罪对其进行惩处;立法设置虚假广告罪的本意是借助刑法的提前介入,惩治利用广告虚假宣传的行为,但追诉标准却错误地按照结果犯规定入罪标准,造成应适用、能适用的行为亦无法适用。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     

《刑法修正案（十一）》后时代药品犯罪圈的重置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假、劣药犯罪，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可谓是对药品犯罪的体系重建。对药品犯罪的探究，不仅要立足假、劣药犯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还要考虑对破坏药品管理秩序行为可能适用的其他罪名，以防止“出了此罪，又入彼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药品犯罪的适用遇到一系列争议问题，犯罪圈的界限尚需进一步明晰。药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生命健康，但表征法益是药品管理秩序。以此为基础，“假药”“劣药”的认定应当适用《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并以卖家对产品主要功效的标示或者宣传为标准界分药品与食品。妨害药品管理罪是具体危险犯，但应当区分行为类型来判断具体危险程度，以便利实务操作。     

论寻衅滋事罪的合理定位

在刑法分则的罪名体系中,相对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等相关犯罪而言,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堵截性罪名(或称兜底性罪名),即: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如符合上述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就按该相关犯罪定罪处罚;只有在既未达到各相关犯罪的犯罪标准但又确实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因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才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根据以上论断,笔者就寻衅滋事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现行立法的建议.     

利用“伪基站”发送广告信息的刑事认定

对利用"伪基站"进行广告推销活动的处理,应严格认定是否达到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准确适用刑罚。通过"伪基站"发送合法经营信息,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且行为人系初犯、悔罪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海峡两岸窝藏罪比较研究

两岸刑法均打击对窝藏犯罪这类妨害司法权的行为,两岸的规定有类似之处,但在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对象以及损害结果要素和法律后果方面有所差异.学界应对窝藏犯罪的损害结果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大陆刑法应对窝藏罪的处罚规定加以改进.     

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如果被侵害的是驰名商标,司法者可以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其他情节严重"、"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兜底条款,认定该行为属于商标犯罪"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以此体现出对驰名商标予以特殊保护的精神;将反向假冒行为直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难说恰当,但将其认定为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处罚,不失为一种较为折中和稳妥的作法;国际法上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基于刑罚方法的严厉性和特殊性,刑法的调整范围应当慎重划定.     

查办徇私舞弊罪的法律难点

刑法有关向私舞弊犯罪的罪名中，有5个涉及到“前提罪”的认定问题，即枉法追诉裁判罪、打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走私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帮助犯罪分于逃避处罚罪。所谓“前提罪”，实践中又叫“原罪”，是认定一些河私舞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刑法规定这些罪名的询私舞弊犯罪以‘“前提罪”为构成条件，但未规定这些“前提罪”要认定到什么程度本罪才能成）．是有证据证明有“前提罪”，还是要经法院判决有“前提罪”，询私舞弊犯罪才能成立？根据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     

麻精药品的双重属性对司法定性的影响——兼论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关系

部分被管制的麻精药品具有双重属性,当其用于治疗疾病时是药品而不是毒品。以往,对出于医疗目的违规销售麻精药品等行为不作为毒品犯罪处理,而是多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后,对违规销售合法生产的药品(包括麻精药品)的行为能否作为犯罪处理存在较大争议。并行论认为两罪并行不悖,违规销售药品的行为即使不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仍可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排斥论认为妨害药品管理罪缩小了非法经营罪的认定范围,对不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的行为也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为体现对毒品犯罪的从严惩处,本文赞成建立在排斥论基础上的折中论,即总体上肯定排斥论的观点,但当涉案药品为麻精药品等特殊药品时,可以采取并行论的观点。为落实折中论,宜尽快修订相关司法解释或制定司法解释性批复,并适时修订《刑法》,明确规定违规销售这些特殊药品行为的处理规则。     

骗取贷款罪若干问题初探

骗取贷款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罪名。本文通过分析其构成要件,对该罪犯罪形态、犯罪客体、单位贷款诈骗行为的认定、罪过形式等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的问题展开探讨,从而对该罪的认定和适用有所启示。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理解与适用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六)》中设立的一个新罪名,作为一种危害较为严重,但实践中又很难认定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其罪名的设立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和争议。设立本罪的法理基础在于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本罪的构成特征,在司法认定中注意区分本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区别。     

寻衅滋事罪探究(下篇)

应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的行为类型,确定寻衅滋事罪的具体保护法益;寻衅滋事罪具有补充性质;行为人所实施的不同类型的数次行为,可以规范地评价为一种法定类型时,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流氓动机或寻求精神刺激的内心倾向,不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不应过分注重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而应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正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犯罪.     

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

应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的行为类型,确定寻衅滋事罪的具体保护法益;寻衅滋事罪具有补充性质;行为人所实施的不同类型的数次行为,可以规范地评价为一种法定类型时,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流氓动机或寻求精神刺激的内心倾向,不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不应过分注重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而应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正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犯罪.     

破坏监管秩序罪若干问题研究

破坏监管秩序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一个罪名，它对于维护监管秩序、保障监狱机关正常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刑法》第315条的规定过于简单，给司法实践部门对该罪的认定和处理造成了困难。通过研究该犯罪的法定行为方式的含义，该罪的主体范围和认定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解决实践中的困惑，为司法机关提供参考。     

诱骗客户投资后使用客户资金行为的“犯罪性”——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

根据现行刑法,证券公司营销员伪造公司印章并利用公司已废止业务诱使客户投资后使用客户资金的行为只能认定为伪造公司印章罪.但是,将此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精神,故应当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以充分发挥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     

论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刑法》第363条和364条对淫秽物品犯罪作出了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关于网络信息的犯罪,其中涉及发布网络淫秽电子信息的涉罪行为,在立法解释及相关法律中也有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两高"在2004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进行规定。文章认为,在刑法上,我国存在对淫秽电子信息规制范围过窄、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定罪标准不明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欠完善等问题,因此,应扩大刑法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的定罪标准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刑事立法。     

信用卡犯罪认定的新思考

《刑法修正案(五)》第1条实际上增加了一个新罪名,即“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我国,对于信用卡犯罪而言,只要能认定其处于预备、中止、未遂阶段的,就可以处罚。对伪造的国际信用卡应由相应机构予以鉴定,真正的被害人可能是外国银行。“出售”、“赠送”伪卡的行为应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使用自己购买来的他人多余的信用卡(真卡)的行为应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烧卡”行为属于信用卡诈骗罪。涉外信用卡犯罪案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