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殖民与文明秩序的转换——以十九世纪中期澳门法律文化的变迁为例

<正>对于19世纪澳门政治法律问题的既有研究仍然以宏大主题为主,尤其集中于一般性的主权——治权转换问题的讨论,而对这一转换带来的殖民管治的法制构造少有探讨。这些研究也多受"传统——现代"、"法治——人治"二元分析框架的影响,讨论空间并没有充分敞开。笔者试图从秩序类型的转换切入,分析这一时期殖民管治的策略及其法制构造,并借此管窥非西方区域法律文明秩序兴起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意涵。     

世纪沉浮:司法独立的思想与制度变迁——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司法现代化的形式合理性表征 ,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 ,考察 2 0世纪中国司法独立的百年曲折历程 ,勾勒近现代中国司法独立思想的形成与确立 ;从清末变法修律这一司法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探讨中国司法独立的制度发端及其得失 ;分析其内在矛盾及其制约因素。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历经了勃兴与衰落、反思与改革、重构与进步的艰难发展历程。透过这世纪沉浮 ,折射出司法独立的思想与制度变迁脉络 ,从而揭示这一变迁的实质和内在规律性。     

政府理性的生态秩序考量——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构

中国是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其构建法治政府的动力来源于政府凭借理性进行制度设计加以推进,借此发挥政府理性的优势,确保政府推进不至于偏离方向。但是,在现有的学术观点及评估实践中,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并未被关联起来,二者仍然处于简单的平行关系。这与目前环境破坏、资源告急已然危及政府安全的事实,以及党的政策文件的最新决策和论断并不相符。由于生态秩序是政府理性的应有之义,而政府理性又是生态秩序的坚实保障,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之间应当是复杂的螺旋结构,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政府建构的整体思路之中。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构而言既是理念目标,也是重要内容,还是检验手段,需要在法治政府建构的三个层面——价值基准、指标设计和实践反哺分别加以展现。     

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视角

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为新世纪中国法学鞠躬尽瘁

展望21世纪中国法学的发展,我持有这样的信念:第一,21世纪必然是中国的法治走向规范和成熟的世纪.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相信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稳定发展必然与规则以及制度的发展同步.     

处在“一体三元结构”中的法治与和谐——从《法治与文明秩序》谈起

和谐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任务。那么,和谐社会这个新主题与法治社会主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关系,换言之,法治理念与和谐哲学各自维护和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标准,二者之间又当是何种内在关联?本文以文明秩序的范畴来理解和统合两种不同的行为标准,试图阐释法治理想与和谐哲学在文明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是兼容的。法治是一种法律文明的秩序,而和谐正是法治语境下的题中之意,是法治秩序理想下的道德之维与道德秩序,二者统一并兼容于中国人良善生活的建构进程之中。     

新中国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新中国”的诠释

11世纪初,北宋石介曾撰“中国论”一文,以诠释“中国”这个概念的思想意涵.千年以降,在“新中国”作为一个基石性概念逐渐饱满起来的21世纪初,亦应当有“新中国论”予以系统性地诠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主要指代了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种新的文明秩序的特质,及其与旧中国所指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要素来描述.其中,强调“依法治国”的新中国不同于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旧中国,主张“执法为民”的新中国不同于主张“固本为君”的旧中国,偏好“公平正义”的新中国不同于偏好“尊卑责贱”的旧中国.此外,“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两个要素,亦可以描述“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两个重要维度.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阐释“新中国”的理论内涵,可以支撑一种“新中国论”.     

法治信念的危机与法治论者的姿态——法治进入方法论时代的背景考察

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起步阶段就遇到一系列理论冲突与现实矛盾,这属于法治进程中正常现象。面对冲突的理论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人对法治的信念不能丢失。信念的丢失而引发法治的危机说法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从面死而生的角度看,这会使人们更加理性和正确地看待法治的进程。也许只有在法治论者的苦苦挣扎中,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法治的真谛。坚守法治信念是法律人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浅谈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景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如何更加有力地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以这样的方式和理论帮助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改善与增强。     

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上)

中国30年来的法制变革,是在错综时空条件下,一种基于世俗理性主义的政治选择,演绎的是一部中国法的世俗化理性主义运动,一种关于中国法制、政制和政治正当性的文化建设,旨在藉由法权安排的抽象一体性重整社会,救济政治合法性,回归常态政治。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考量与社会进步的自发要求两相交叠,中国文化关于人世生活的秩序想象和人间秩序的道义追问表里为用,共同塑造了30年的法治轨迹。同时,随着大国的成长进入思想视野,对于世界体系的重构性阐释逼迫着中国心智做出有效回应,法治不再只是表彰政治的德性,承载公民理想对于政制进行规训,而且成为构建中国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乃至于文明忧思的对象。由此,法制或者法治成为一种国家资源与国家战略,也是文明憧憬与文化正当性语境中关于中国人世生活的自我理解。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和谐社会、法治文明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包括了法治建设的根本内容,法治文明、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保障。法治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决定现代法治必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和谐,保障公民权利贯穿于法治文明的各项内在要求。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改进公民权利规定、进一步合理约束政府权力和完善公民权利表达与救济途径来实现。此外,针对社会中特殊群体,国家须采取特别措施,以真正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     

论法治的政治生态文明功能

政治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的内外部环境的和谐状态。政治生态文明有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治可以作用于每一个指标而体现其功能。总的来说,法治的政治生态文明功能具体表现在政治和平功能、政治发展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权利保障功能、权力制约功能等五个方面。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战争法发展进程中的自然法思想探究

纵观战争法发展的历程,尽管导致近代战争法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如果从思想渊源上考察则可以发现,自然法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战争法作为社会文明中的成果,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那么自然法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法理基础;自然法复兴催生了惩治战争犯罪理论;新自然法学促进了国际人道法体系的完善。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三论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它与法治一脉相承,溶为一体.政治文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义;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政治法治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伟大实践而成功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法治规律、通向良法善治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也是21世纪人类法治文明的康庄大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路径选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向未来,我们将以建设法治强国为目标、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蓝图、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要务、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石、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动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不断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拯救法治——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初探

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在于,法治建设要求把法律付诸实施,这会暴露出法律的不足,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出现法律信仰的危机,反而不利于法治建设。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因而法律方法是对法治的拯救。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法律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既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又要使法律适应社会变革的矛盾,并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增进司法的功能。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am concerned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 moral value of the rule of law is based upon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espect and promotion of personal autonomy. I identify and analyse two possible connections: the rule of law a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respect and promotion of personal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ersonal autonomy. My conclusion is that neither of these two connections grants the moral value of the rule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