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

探讨中美战略合作共识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特性,是理解中美战略合作的微观基础。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以及两国竞争与合作时期,中国呈现出对双边战略共识的追求、"大局观"等战略思维特性,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搁置"思维也产生了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国际政治效应。中美实力对比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中国单边默契战略思维起源及其演变,进而影响中美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欧盟科技外交发展战略研究——兼论欧盟对华科技外交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使科技在外交中的地位上升,科技外交受到各国重视.科技外交是科技与外交的结合,旨在促进科技发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欧盟在全球科技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二战以来欧盟科技外交的发展进程的考察,剖析欧盟科技外交的战略目标及手段,探讨欧盟科技外交的实践特色.研究发现,欧盟正在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外交战略,并已建立和实施诸多科技外交工具.中国是欧盟科技外交重要对象国之一,科技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但是随着中美科技竞争恶化、欧盟对华战略定位复杂化,双方在科技领域既合作又竞争的态势将更加明显.     

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年，没有赢家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认为,中美成功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是更具有竞争性与冲突性,但双方都没有放弃合作这一更加可取的互动方式。2019年,中美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正值中美建交40周年,本是一个值得双方共同纪念、携手开创未来的重要年份。然而,年内美方在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接连对中国设限打压,触发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局面。     

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40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问题、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军事竞争。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论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欧关系是 2 1世纪国际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之一。虽然世界战略力量对比仍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但中美欧三方实力关系显现多维化 ,从长远来看将趋向均衡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影响的上升 ,中美欧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中美欧关系趋于成熟 ,良性互动增加 ,但单边主义和“零和游戏”思维仍是妨碍中美欧合作的负面因素。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中美金融关系的动态演进

随着中美两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发展,双边的金融关系日益紧密.导致中美金融关系演进的成因主要在于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以及两国金融实力的差异.在这样的关系中,中美两国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对称的,即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中国则承担了各种福利损失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     

习近平主席访韩与中韩成熟性战略关系发展构想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韩国,以及中韩建立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关系发展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时机与地区环境中,要确保这种关系成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领导人、学界、舆论界需要有一种超越朝鲜半岛的远见与远景,把动力、机遇转化为互利与可持续的合作进程。这种努力包括:在务实认识朝鲜无核化问题面临的困境基础上,寻找协调解决问题的中短期现实目标;积极协调与合理平衡中美韩、中日韩两组三边关系;严峻面对日本右倾化对东北亚地区秩序产生的战略危害,并共同采取应对措施;以战略性、客观性的胆识抓住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倡议,推动中韩在地区框架内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从文化行为看中美文化关系

中美文化关系中存在的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化信息的广为流布,使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互动结构.在这种结构里,中美建立文化关系的动机藕合点主要是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彼此有利的基点.但要使中美文化关系从自然走向必然,还需要启动行为激励机制,即通过设立国际环境压力、进行文化关系的结构调整和在国际关系中切入文化期望等外部动机,来促进中美文化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随着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的竞争有所加剧,并且日益具有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致使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逐渐显现。在此情况下,两国采取何种战略进行和平竞争尤为关键。无论是权力制衡、规范制衡、对冲战略还是共同进化理论,都不足以完整解释当前中美亚太战略的互动。在两国竞争凸显且目前很难取得和解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拒优战略,以更好地理解两国间的主导权竞争。拒优战略旨在削弱对手竞争优势、滞缓竞争对手获得主导权,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加以实施,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针对性、不合作性和复合性特征。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为表明,两国都在实施拒优战略,不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激烈、地区分化加剧,也有可能促使中美逐渐放弃积极对抗,增加消极合作,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与协商领导,关键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过程和能否达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     

2010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010年,由于《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欧盟2020》战略的问世,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欧盟面临着内部调整和外部扩展的多重挑战。在此压力下,欧盟将对外战略东移,开始重点经营与中国的关系。本文回顾了2010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认为中欧双方在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政党外交、社会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其他领域里的合作机制不断推进。然而,由于缺乏相互的深层了解,中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鸿沟,将对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观念转变与内生动力——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本源初探

与现实主义视角相对应,对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的考察还需要重视双方各自的思想本源。虽然中国和欧盟在实力、品质、结构和速度上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但双方都寻求通过自身的调整与改革获得发展进而影响世界,因此二者之间较易达到妥协与合作。其利益交汇点也不仅在于双方关系丰富的层次和领域空间,而且还经由观念创新和制度性软力量所产生的影响朝第三方(即其他国际行为体)扩散,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将长期相互借重,优势互补,中欧关系因之所具有的和平性、独立性、丰富性必然不断增强。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欧盟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动因

进入新世纪后,欧盟与东盟的关系呈现新的发展势头:双方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且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在更加平等、互利、灵活、务实的基础之上.双方关系发展的动因在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对共同利益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