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起源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运行机制

顾名思义,法治即法律的统治。历史上存在过多种类型的法律,只有法治之法才能保障自由,这种法治之法主要表现为一些一般且抽象的规则。法治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仅是宪法的、分权协作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权力行使得以全面规范的,而且也是从立法和司法程序之合理性所确保的公平性中取得其合法性的。     

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三个维度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在全面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必要着眼于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抓手：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牵头抓总的法治机构体系，完善以领导干部为“关键少数”的法治队伍体系。这三个重要抓手，分别着眼于宪法法律、法治机构、法治队伍，可以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从三个不同的维度，系统化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论现代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至关重要；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对法以及法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确信，是法治价值观；它是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律素质、法律信仰等的集合形态，是法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源泉．也是尊崇法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性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弘扬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进程要注重转变法治教育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和法治良性反馈机制。     

刑法之确定性及其法治意义

在理论上，刑法之确定性意味着刑法制度本身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发现刑法问题之正确答案的机制；在实践上，刑法之确定性则表现为刑法制度所坚持的明确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诸多具体标准。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对法律的基本要求，刑法之确定性则是包含在罪刑法定这一法治原则之中的一项当然要求，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关于城市法治化的若干思考

法制和法治化是现代化国家的主要标志,从法制建设发展到法治建设意味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当前全面启动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时刻,“法治化”建设在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建设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世界城市的法治特征 世界城市不仅是经济高度发达和财富高度集中的城市,而且也是法治建设完备健全的城市。法律建构了世界城市的制度框架,法律引领着世界城市的有序运转。这些法治城市具有以下共性特     

上海法律实施状况之评析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上海市的法治建设总体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肯定,但是在法律实施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挑战,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其中对法律的信仰、法律自身存在的问题、执法主体的法治意识、法律监督的漏洞等均构成了法律实施不佳的重要因素。发展中的处于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既是上海法治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也是上海在走向法治社会过程中实际所处于的历史阶段以及基本的现状。上海在实现法治社会目标方面,任重而道远。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法治为北京奥运护航——访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部长武树臣

举世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随着“人文奥运·法治同行”主题宣传活动的深入推进，“弘扬法治奥运精神”的理念亦日渐深入人心。奥林匹克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办好奥运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而与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同步全面展开的中国奥林匹克法律实践独具特色。日前，就法治奥运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部长武树臣先生。     

中国法律文化的再造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大众伦理,是法律及其实践生成和发达的基础。现代法治文化,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又融入了现代政治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外化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和法治实践。     

对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诠释

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是法治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系统地位的极大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正与发展;意味着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改变,权力话语权将被抑制,而法律、权利话语权将要形成。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治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法治实践来说也具有必要性。对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的理解和运用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面对法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事实,我们该如何理解、在什么意义上认同,这对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来说意义重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进法治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还需要借助政治意识形态的引领与推进。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加强法制宣传和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从我国法治现状看法律文化的变革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土壤和源泉，没有法律文化的根基，法治只能走向失败。我国现在离成熟的法治社会还有一定的差距，人治因素在我国社会中仍然十分活跃，这是因为我国法律文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变革和发展法律文化方面，作者重点提出了三条思路：（１） 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对外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２） 国家和政府重视法治，树立“法律至上”和“依法治国”的理念。（３） 提高国民的法律文化素质离不开教育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

已有法治标准理论,缺乏对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及其在法治中基础地位的应有认知.借鉴哈特提出的法律规则内在性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更能契合和支持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的法治标准理论.这种理论将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作为法治标准的基础和核心指标,同时还包括法律强制性威慑能力、柔性用法回复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依法追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有效防止和救济用法造冤行为的能力等指标.这种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将法治理念和制度建设一体推进,更有针对性地凸显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更明确地认知法治的主体力量,有的放矢地构建良法的文本和制度,落实法律内在性及其规制能力的制度,实现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有效统一的良法之治.     

论法律权威与法治建设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法治所面临的困境似乎更为险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治。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制约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呢？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的答案是：法律权威的缺失。法律权威的缺失不仅是我国法治化面临的最大障碍，同时，法律权威的树立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点。本文拟从法理与实证两个方面就法律权威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展开论述，以求大方指正。     

法治的法律条件及其实施要求

<正>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法治之路奠定了基石。然而,法治的实现仍需各种条件,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确,我们要实行法治必须首先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否则,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确实无从谈起。先秦法家不是也讲“依法治国”、讲“法治”吗?但是,他们的“法治”说到底是专制。因为他们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是同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背道而驰的。因而,我们今天搞法治,其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此外,这种法律是应当得到贯彻实施的。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法治、良法与民主——兼评拉兹的法治观

<正> 在法学界对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各种解说中,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倾向。他在其代表作《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The Authority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的第十一章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法治的看法,并在该章前言中集中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释它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但是若是那样,这一术语也就失去了任何用途。仅仅为了去发现信奉法治就是相信良善应当获胜,是不必求助于法治的。法治是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法律制度或者缺乏、或者多多少少地拥有这一理想。此乃共识。同时可以认为,法治只是一个法律制度可能拥有以及据以评判该制度的优点之一。它不应与民主、正义、平等(法律或其他事物面前的)、种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视野下的法律监督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核心要求的现代法治理念,对于司法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时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监督工作实践,牢固树立法律至上观念,坚持执法为民,强化监督职权,重点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加强队伍建设,使法律监督能力得到全面提高,满足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