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信息自由法》中的“过程性信息”保护

德国《信息自由法》对于过程性信息保护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对于过程性信息的保护有诸多严格的限制,包括内容的限制和期限的限制:首先,严格区分讨论的过程信息与讨论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结果信息,前者免于公开,而后者则不能免于公开;其次,作为最终行政决定的直接准备性工作和前置决定在最终决定结束前免于公开,但在行政程序结束后也不再受到保护。     

论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美国国会在制定《信息自由法》时,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建立了两个《信息自由法》免除公开条款:即第6免除公开条款和第7(c)免除公开条款.但美国联邦法院在《信息自由法》司法审查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平衡信息公开的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利益的隐私权保护框架,衍生出了最低限度的隐私权利益标准、《信息自由法》“核心目的”标准、“充分理由”与“合法推定”标准等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是违反了立法者的意图和《信息自由法》的基本精神的.研究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知情权与隐私权平衡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有启示意义.     

美国信息自由法上过程性信息的豁免公开——基于判例视角的反思与借鉴

"生乳新国标案"中消费者的败诉引起对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关注。对于该项信息不予公开的理由与判断标准目前并未有统一清晰的认识。作为信息公开制度的先行者,美国《信息自由法》通过规定"机构之间或机构内部备忘录或函件"作为豁免公开事项确立了过程性信息的保护,通过信息性质标准、信息功能标准与采纳标准构成的规则体系对政府信息是否具备"审议性信息"的内容要件,以及"决策前信息"的阶段要件进行判断从而认定是否拥有豁免特权。在比较中可见我国目前对过程性信息的定性标准与功能定位缺乏统一的理解,且限制规则一度缺位。为此,应当对域外经验有借鉴地运用并对我国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规则进行重构。     

浅析突发事件中的信息自由与信息管制

信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理当受法律保护,但基于个人隐私、国家利益、社会安全等法理,对信息的搜集、传播、公开,进行一定限制也是必要的。以我国突发事件中政府保障信息自由和限制信息流动的实际为出发点,透过比较法的视角,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保障公众信息自由的适宜路径,政府实施信息管制的正当性法理、具体标准以及程序要求等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具有实际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机理与启示——以美国制度实践为参照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机理在于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人民的知情权以及信息自由的三重价值。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公众知情权的宪法依据,可依法律解释而获得。对比中美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公开范围、救济途径、制度程序等五个方面,表明美国《信息自由法》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具体制度的规定具有理念与实践的差异,从而透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足,并指出《信息公开法》出台的必要与紧迫。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当代各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在美国信息自由法的影响下 ,自本世纪 7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的法律 ,并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当代各国公法领域中最有创造性的一项制度。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尤其是其信息产业独步天下的霸主地位 ,与其政府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使用制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一　主要法律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美国法律对信息公开与开放政府的价值比较重视 ,以保护公民与企业不受限制地合法利用联邦政府的信息。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或出…     

美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与借鉴

有关美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法律有《信息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过程中的”不能成为行政机关不公开信息的理由.与此同时,美国非常注重对国家安全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特别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对行政结果类信息的公开,而非“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因此,美国的相关制度对于推进我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公开立法

公众对信息自由和知情的诉求，行政机关的职能保密和习惯保密，这二者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失序性社会纠纷中舆论冲突的主要矛盾。这类舆论矛盾的解决溢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程序性和技术化范畴。信息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作为一种国际趋势，最大限度公开是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由于公开与保密界限确定的复杂性，立法者应当尽可能将公开的范围明确化，避免严肃的法律变成可以让政府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并选择“重点公开”内容的指导性意见。我国应当从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主体范围、信息公开手段、知情权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信息自由与版权保护

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发现--网络生存定律:信息社会离不开信息公开与信息自由.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两个趋势:那就是"开放"和"自由".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可归因于信息公开与信息自由.信息应当是自由的,但是,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版权是信息财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关注的是"创作投入".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为信息的复制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对信息生产者和创造者保护不力.     

信息自由的宪法基础

信息自由的核心要义是指公民享有在不受公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决定通过何种方式，借助何种工具，获取何种信息的权利。在我国《宪法》上，信息自由与以请求政府信息公开为内涵的知情权存在概念指向和规范基础上的分野。在人权条款入宪后所产生的价值和效力辐射效应的背景下，通过对《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条款进行目的论解释，可将信息自由纳入其规范领域加以保障。《宪法》第51条为公民行使信息自由划定了界限，同时也是对公权力限制公民信息自由的约束。德国的比例原则审查基准和美国的双重审查基准，为我国涉及信息自由的事例的合宪性审查作业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结合我国《宪法》文本和社会语境，公权力可基于保障国家荣誉和安全、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善良风俗和公共安全的理由，依法对公民的信息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略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几点得失

新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制定的关于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对保障公民知情权、建设透明政府、推动信息资源利用最大化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条例在关于公开的范围、方式以及与保密法的关系等方面尚存缺陷,应该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以求在我国信息公开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政府公开的原则与例外——论美国信息自由制度

信息公开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对世界行政法治的一大贡献。在简要总结了美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进程和最新发展之后,还需详细探讨信息公开原则及其例外的司法适用,并深入分析信息公开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复杂关系诸问题。由于信息公开与透明度在行政程序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美国的经验应能对中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     

知情权的权利属性探讨

本文以“政策──原则”分析框架为基础 ,探讨了知情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对中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启示意义。作为原则维度 ,知情权在信息公开立法的地位与功能虽不容忽视 ,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及信息公开立法的政策维度。知情权至今在大多数国家既不是宪法性基本权利 ,也不是必然的法定权利 ,但其主体、客体、内容、界限却已基本成型。认清知情权的这些特点对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信息公开立法 ,推进民主行政、透明行政和依法行政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论中国股东权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公司契约理论为视角

公司契约理论的契约自由精神在我国新《公司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公司法》提高了授权性规范在条文中的比例,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股东及其他公司参与者的自由空间。然而,从公司契约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股东权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建议《公司法》修订中应使用规范用语、正确区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进一步减少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完善股权转让权制度以及表决权制度。未来的股东权制度有待于建立《公司法》的动态适应机制,以保持《公司法》的高度适应性。     

信息自由与网络监管的法理分析

以互联网为基础载体的网络信息传播,极大限度地维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知情权、监督权等的实现,但同时网络信息的匿名性、无序性、任意性的传播特点也为滥用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提供了最近场所,并因此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造成强烈冲击,导致多元化权益损害问题日益突出。网民在充分享有网络信息自由的同时,履行维护网络秩序、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公共秩序安全的义务,是一个行为的两方面。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讲,网络信息自由与网络监管有度限制信息自由辩证统一,协调二者的平衡是信息时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法律治理问题。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and the Prince of Wales

The Upper Tribunal (Administrative Appeals Chamber) held in Evans v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that certa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ince Charle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must be disclosed unde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Much of the judgment wa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applicable to Prince Charles, and the case provides a useful example of how conventions and laws can interact. In this note, I argue that the Upper Tribunal misunderstood how convention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ne another, and misapplied the tes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ventions.     

Procedures for disclosure or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Final Rule

The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6, which amen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re designed to make government documents mor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in electronic form. The amendments are also intended to expedite and streamline the process by which agencies disclose information generally. In this notice, the Commission amends it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gulations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statute.     

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

知情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位阶。在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知情权,但它却被确认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通过宪法解释方法将知情权列入宪法基本权利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法规,需要处理好处于其上位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以及处于其下位的"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卷宗阅览权"、"隐私权"保护之间关系。由政府信息公开引发行政争议构成了一种新类型的行政诉讼,它需要我们在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中作出积极的回应,方可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法国《新闻自由法》评析

法国现行《新闻自由法》是一部自由主义的新闻法。它是法国人民奋斗近百年的结果。它真正保障新闻自由 ,在新闻法的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Release of information from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records--VA. Proposed rule

This document proposes to amend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VA)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release of VA records subject to the Privacy Act,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including the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6), and the veterans' records confidentiality statute. The proposed rule sets forth a mechanism for the public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the VA. The proposed rule is intended to maximize public availability of VA records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and considerations such a personal privacy or law enforcement. Essentially these provisions consist of restatements of statute, interpretations of statute, interpretations of case law, interpretations of Executive Orders, and clarificati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also would implement the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6, court decisions and Executive Branch guidance issued since the regulation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Further, this document proposes to delegate authority to the Assistant General Counsel for Professional Staff Group IV for making final Departmental decisions on appeals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the Privacy Act, and 38 U.S.C. 5701 and 5705. This would simplify decision making by allowing the highest level individual with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decision making to issue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