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解决公共环境问题,保护社会环境共益的有效途径,它是为纠正公共性环境违法行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其在国外己被广泛接受.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环境公益案件的提起和有效诉讼.本文在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对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出具体建议,以期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数额的确定

虽然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日趋完善,但由于生态环境损害难以量化以及司法实践较为贫乏,使得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为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功能的实现,要直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数额确定之困境并加以因应,紧密结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法规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提炼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功能和范围,理清各种不同赔偿范围下须考量的问题,从相关法律法规及评估规则的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确立良好的裁判准则出发,探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数额的量化之法,进而明确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损害数额确定的基本路径,使受损的环境公共利益获得更为有效的司法救济.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研究

损害公益的行政行为时有发生,现有的行政诉讼和行政权力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来惩治和预防损害公益的行政行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充分的法律根据、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法治环境、充足的司法资源,并可借鉴域外的有益经验,可先行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研究

损害公益的行政行为时有发生，现有的行政诉讼和行政权力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来惩治和预防损害公益的行政行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充分的法律根据、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法治环境、充足的司法资源，并可借鉴域外的有益经验，可先行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新《环境保护法》下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新《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但在司法实践具体实施法律规定时还会遇到符合条件并有能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组织可能很少、本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主要类别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开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不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程序规则缺乏、司法体制改革滞后使人民法院不能积极立案和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缺乏必要衔接的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转变观念和消除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种种担心和惧怕心理、制定诉讼程序规则、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通过政府支持增强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通过加速司法改革来建立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环境审判体制。     

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实现路径北大核心

环境公益诉讼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环境纠纷的有效解决。环境纠纷如何解决,如何消除环境利益与其他合法利益的冲突,往往关乎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当前,应当认真审视我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进一步建立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体系和科学的司法机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解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这一试点的重要内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和解时,需要解决和解形式、和解程序及和解协议的监督执行等问题。在今后的实践中,应积极利用和解制度来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纠纷并重视和解在环境政策制定上的作用,同时应完善和解程序,利用公开和解协议、公众参与和司法审查等方式加强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解制度的监督。     

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建立

公益诉讼是为惩罚公益性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用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由于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和谐社会,并且公益诉讼与和谐社会息息相关,基于公益诉讼的特性,公益诉讼必须通过群体诉讼达到社会的和谐。群体诉讼的扩散性纠纷解决功能、公共政策形成功能以及程序保障功能都契合和谐社会的要求。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研究

2013年以来,"雾霾"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充分显现出当前的环境危机。保护环境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措施之一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显得日益重要。虽然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尚未明确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主体范围。本文通过对国外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适格问题进行了研究。     

公益诉讼与司法能动关系辨析

公益诉讼的出现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其具有特殊的运行机理,而司法能动是司法实践推动下司法运作观念的自然变革。司法能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公益诉讼的扩展,但公益诉讼与司法能动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可以在没有司法能动的情况下主动开展公益诉讼。     

Miscarriage of Chief Justice: Judicial Power and the Legal Complex in Pakistan under Musharra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uggle for judicial power in Pakistan under Pervez Musharraf focusing on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did pro-Musharraf regime judges expand judicial power, leading to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regime? Second, how did the bar and the bench mobilize in the struggle for judicial power? The author shows how, instead of blindly supporting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a period of economic growth, the Supreme Court expanded power by scrutinizing questionable urban development,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measures in a virtuous cycl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author also describes how a politics of reciprocity explains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lawyers as the bench protected the bar from regime penetration, and the bar protected the bench from regime backlash. The Pakistani case questions some of our assumptions abou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 study invites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urts in developing judicial support structures and the role of lawyers in social movements.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正当性质疑

随着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以及理论界扩张检察权、借鉴国外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例、加强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大声疾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从司法实践进入了理论设计与制度设计的层面.然而,从理论上进行深层次分析后可以看出,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我国现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因不符合公益诉讼的本质要求而不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我们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由代表国家公共利益的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适用困境及其破解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大量运用,但其存在以下法律适用上的问题:第一,在对具体个案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是其他私益诉讼的性质判断上,现有裁判存在显著差异。第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类似案件的审理中,不同案件裁判者在程序选择与裁判结果上也呈现各异的走向。原因在于该诉的法律适用中存在"公共利益"等现有民事法律体系难以评价的规范性构成要件。究其根源,是该诉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尚未得到明确。因此裁判者在审案时通过"借用"环境侵权之诉等类似诉讼请求权基础进行涵摄时,其法律适用过程就容易产生混同。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权并精细该诉的法律规则,有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公正运行与裁判结果的日趋统一。     

英国法中司法认定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分析-兼与美国证据法作比较

司法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在随后发生的诉讼中有时会成为案件的争点问题，而将司法认定作为证据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否具有可采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不仅需要考虑不同类型诉讼的审判方式、证明标准，还要考虑公正、程序滥用等公共政策。英国普通法实践最先通过Hollington案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立场，然而随着质疑的产生以及英国法对公正性日益重视，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渐渐抛弃了普通法所确立的Hollington规则，对包括先前定罪在内的司法认定作为证明其所依据的事实之证据是否可采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同为英美法系的美国，因普通法实践及政策考量等方面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与英国证据法有所不同。     

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识别、原告寻找与审理机关专门化

环境公益诉讼因缺乏有力立法支撑,处于一种司法实践先于立法的混乱局面。从对2007年1012年国内公开报道的3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公益诉讼无论诉讼目的还是救济方式均不同于传统诉讼,它是在原有诉讼体系上“重生”的一种新型诉讼;为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这样一种新型诉讼的原告资格应赋予公民个人、环保团体、环境行政机关及检察机关,并且应由专门审判机关进行审理。     

行政诉讼法中“监督管理职责”的理解与适用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款的含义需要予以厘清。行政公益诉讼以嵌入式写入《行政诉讼法》,不仅创设了一项制度,也添加了一条法律术语--监督管理职责。从实定法角度看,"监督管理职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准立法、准司法和实质意义行政。实践中,提起公益诉讼需满足《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的条件,如诉讼请求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监督管理职责的依据应包括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但检察机关对此应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公益诉讼有着不同于(私益)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为此,需要"两高"出台司法解释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难题——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出发点分析

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受制于公私法的划分,而公私法的划分又受制于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不仅要加强公法制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直接关联性,而且也应当培养公法制度的独立品格。具体事务是纳入公法还是私法加以调整,应当以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而加以确定。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也应当根据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和自身的独立品质而加以确定。     

环境诉讼的“破”与“立”

环境纠纷有多种解决手段．行政协调、民事协商和法律诉讼。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环境诉讼即绿色诉讼则是保护环境的最后一道防线。环境诉讼制度是为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国家、社会环境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环境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其在国外已被广泛接受并形成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然而．环境诉讼在我国却很难走上正轨,因为起诉难,审理难．判决难,搜集证据难,执行难,胜诉难等许多问题的存在,出现了无人起诉、无人去追究责任的问题,致使环境污染者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国家和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环境诉讼在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还是一片盲区．本文对我国环境诉讼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如何发展我国环境诉讼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求有效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制度。     

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机制之衔接研究

围绕着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我国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为公共利益提供全面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机制之间应如何衔接的难题。衔接规则的缺失会引发不同机制功能重叠、相关主体角色错位、权责不明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功效的发挥。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多维衔接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本质上是行政权能和司法权能的优化配置问题。基于二者的权限划分与功能定位,结合我国实践和域外经验考察,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应当遵循"行政救济优先于司法救济"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通过明确政府索赔权的适用范围,确立行政执法的优先性;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的前置条件,确立行政救济的优先性;通过完善具体的诉讼程序规则,确立"先行后民"的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模式。     

论《行政诉讼法》修改与法治行政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诉法》）施行20多年来，不断遇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其修改成为必须推进的课题。对于法制度改革来说，须有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富有成效的意见交换，而对《行诉法》修改过程中所涉及的焦点或者难点问题进行梳理并展开系统性研究，包括对行政诉讼公共性价值的确认，对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评价分析，对修法的必要性、拓展受案范围、实现诉讼类型化、设置行政公益诉讼、完善审级管辖制度等进行思考，对诉讼程序的创新与整合、司法解释的定位等进行探索，则是《行诉法》修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