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物权法背景下的林权保护

林业物权的保护要遵循<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基本规范,其核心内容即落实这些物权请求权.按照<物权法>规定的物权请求权类型,明确其一般原理在林业物权保护中的应用.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涉及林业物权请求权,即物权人为了保全和恢复物权的完满状态,而以侵害人为对象所享有的请求权,当该请求权因为侵害人不配合而难以实现时,物权人可以据此诉诸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主张.可以说,林业物权保护的核心内容,即落实这些物权请求权.     

物权公示的性质及价值

对于物权公示究竟是物权权利的公示还是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将有助于确定物权公示制度的内容和范围,界定物权公示制度的概念,确定物权公示制度在物权法中的地位、物权公示是否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物权公示的效力。一个完善的物权法体系至少应具备基本的原则、全面的制度及应变的机能。     

浅议《物权法草案》中的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最基本原则,在整个物权法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传统的物权法定抑制了新的物权类型出现,使物权法失去了本身的灵活性。用弱化物权法定的方法克服物权法定的局限性是物权法发展的趋向。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对完善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物权效力及其类型的另路分析——兼谈与效力类型相连的物权效力量

结合物权运行状态和情势进行梳理,物权有基础性实行效力、衍生性保全效力与转化性救济效力。实行效力契合物权本旨,表现静态归属和物权人得通过一定实行行为使物满足需求的动态过程。保全效力主要指物权请求权,属衍生性请求权,其独立性要求或重新认识侵权行为法的债法地位,或将其中物权请求权效力的内容还原归位到物权法。救济效力是物权的最终效力,也是损害赔偿之债或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于此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合一。对物权效力作量的考察可帮助认识物权效力边界和作用范围。实行效力转化为救济效力时,不存在如债权获得救济时的“同一性”而是效力量受到了减损。可提出某些物权救济之债具有相较一般债权优先的办法来还原和保持物权效力量。     

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竞合问题

我国《物权法》规定了物权请求权,《侵权责任法》则规定了多样化的责任承担方式,涵盖了绝对权请求权的内容,对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关系采取了竞合的立法模式,造成了二者适用上的困境。竞合的模式具有合理性,同时应该处理好时效、侵权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问题。对于绝对权侵权责任可以适用无损害的无过错的责任原则。     

论物权救济方式在环境侵权责任中的运用

环境侵权的救济方式有两种: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物权请求权的制度,物权请求权被纳入债权请求权中.文章以一个案例为前提,分析了通过债权请求权来保护环境侵权受害者已不能够满足环境侵权救济的现状,得出环境侵权的物权法保护,是完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重要方面.     

论占有保护请求权的性质

占有的法律性质为法益,故而基于占有而生的占有保护请求权的法律性质为物上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我国民法应当区分物上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将物上请求权等同于物权请求权,并在物权法总则中专章规定物权请求权,此种用总则中物权请求权的规定统领分则中所有类型的物上请求权的做法易使总则的规定与分则的规定发生法条上的逻辑矛盾.     

论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及其根据

物权法定 ,是罗马法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物权法采用的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仅指法律对物权创设 (种类和内容 )之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剥夺 ,但并不及于物权的设立变动方式、效力及其公示方法和行使物权的方法等。反对封建身份等级、醇化财产权利 ,维护一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便于物权公示以维护交易安全 ,是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根据。     

论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独立请求权.在我国物权法尚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的情形下,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否则将出现一段物权人空有物权之名而无物权之实的虚空权利状态.物权的民法保护应采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并列的立法模式.     

台湾“民法”物权法定原则之修订及其借鉴意义

物权法定原则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的脊柱,在各国物权体系的构筑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严格执行物权法定主义势必产生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风险。台湾"民法"第757条2009年的修订顺势将习惯(法)纳入物权法定之"法"的行列,借以弥补物权法定之不足。该条修订符合台湾地区的现实需要,对我国大陆物权法的理论和实践有三点借鉴意义。一是我国物权法研究应该抛弃"准物权"这一法学概念及其理论;二是我国物权法定之"法"的范围应当不包括习惯法;三是我国采取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四位一体"规范物权的思路应该得到褒扬和坚守。     

论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

物权法定主义是近代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物权法体系正是在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下构筑的。自原则确立以来,发挥了保障物权绝对地位、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作用。但严格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会导致物权法僵化,使之难以适应实践发展需要。要兼顾物权法定的强行性和物权法体系的开放性,就要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法"做从宽解释,宜采最高院司法解释,对实践中存在一些非法定物权予以承认,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物权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物权立法的基石。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法的制度价值和规范设计密不可分。物权法中虽多强制性法律规范，但物权法定原则并不排斥私法自治，仍留有当事人自由形成其权利义务的空间。通过介绍物权法定原则的一般理论，指出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性，阐述物权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的冲突，论证在物权法定原则模式下私法自治的空间：私法自治是物权法定的基础，物权法定的目的在于实现私法自治。     

物权请求权功能性价值分析

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特定的财产供其消费和生产。对于人和物的关系,法律所要做的首先是肯定人对物的所有状态,同时赋予人有对物直接支配并排斥他人妨害的权利,这就是物权请求权制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物权法赋予物权人对物享有稳定占有的权利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安全、平等、效率是物权请求权制度功能性价值的外在彰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物权请求权制度价值的内在底蕴。     

论我国《物权法》中的“鼓励交易思想”

鼓励交易思想是实现现代物权法价值目标的重要桥梁,对我国《物权法》具体制度的形塑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集中反映于基本原则的构建。平等原则包括主体平等和财产平等,主体平等是交易等价性和互惠性的保障,财产平等意味着财产的可交易性。市场"无形之手"让物权法定原则,超越法系、政治、文化的疆域,成为各国法律通用的原则。公示原则赋予了财产交易信赖的外观,对动产和不动产变动采取不同的公示方式,是基于交易安全和效率之权衡。     

论物权法的任意性及其对物权法律适用的影响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但物权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国际私法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也应体现这一特征,在物权法任意性的范围内适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中国国际私法物权的法律适用应体现这一趋势。     

物上请求权性质论

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原则上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但大陆法系国家在某些物上请求权中同样适用时效制度,以贯彻物尽其用的物权法之立法原则.这对我国的物权立法有着借鉴意义,在分析哪些物上请求权可以适用时效规定之前,必须释明物上请求权的性质,以探求其适用时效制度的合理性.     

论保护物权的各请求权之间的关系

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在权利基础、权利主体、行使目的、举证责任、诉讼程序以及是否适用消灭时效等方面均存在不同 ;物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在目的与功能、权利基础、损害的要求、归责原则、责任方式以及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物权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在上述请求权发生竞合的情况下 ,应当允许物权人选择于其有利的一种加以行使。在一定条件下 ,物权请求权会发生向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转化。     

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中最具特色的基本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物权法定主义获得了保障交易的便捷、安全等优点。但新型物权不断在实践中形成,物权法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必然会抑制新型权利的发展。如何在物权法定模式下实现当事人的私法自治,对新出现的物权种类在法律上及时承认,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物权法定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出发来探讨我国《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定与缓和

在各国民法著述中，物权法定原则均被认为是物权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具有“确保物权法之特性，建立物权法体系”的功能。享有物权法“黄金原则”地位的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却由于其严格的制度刚性，有脱离社会现实，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之嫌，成为学者们争论和关涟的焦点。我国几易其稿的物权法草案，对物权法定原则的界定也似乎在力图摆脱大陆法系的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思维路径的束缚。我国《物权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但关于它的争论并没有平息。     

论《物权法》第3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之地位

从文义而言,《物权法》第3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损害赔偿”之间可有“竞合”与非“竞合”两种关系。其实应为后者。主要理由是：（1）“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明确承认这一立场,“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法室”似乎也坚持这一立场;（2）《物权法》的立法资料基本表明《物权法》第37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属侵权责任;（3）德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为物权请求权而为“侵权行为”所包括;（4）与“竞合关系”相比,非“竞舍关系”,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