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文体理论概观

胡风对于文艺的诸样式曾经发表过一些看法,形成了他的文体理论。这涉及到文学文体和非文学的艺术类文体。它们多是应编辑或读者之约而写,因此并不很完整。这些理论也许是琐碎的、凌乱的,但并不缺少见识;也许难免片面之处,但依然展示着胡风固有的真诚和热情,显示着理论的光辉。它们是胡风文学世界的重要一翼,不可小觑。     

论20世纪散文诗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负面影响

散文诗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它的文体特性长期被新诗人误解。散文诗几乎成为新诗初期的流行诗体,受到中国新诗人的极端重视。散文诗给了新诗人过多的文体自由,不仅造成新诗人对"散文美"的过度追求,还助长了新诗诗体建设史中长期存在的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极端对抗,是百年新诗无法建立起相对定型的诗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用"散文诗"这个术语作为这种抒情文体的体裁名称是不准确的。     

中西方写作教学理论比较研究

中西方写作教学理论研究重心各有不同,表现为中方重视作者地位而西方重视读者价值;在语言技巧上,西方重微观训练而中方重整体把握;在文体教学中,中方重文学文体的教学而西方重实用文体的学习;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常用微观分析法而中方多用宏观概括法。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

文体的基本结构由体制、语体、体式、体质四个层次构成 ,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态、面貌、构架 ,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 ,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 ,体质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中国古代文论家对各种文体的体制、语体、体式和体质 ,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精到的论析 ,由此构成中国古代的文体形态学。文体形态学是文体源流学、文体分类学、文体风格学、文体文化学的前提和基础     

论叙事文学传统下的“奇书文体”

汉学家浦安迪＂奇书文体＂的观念显示出独到的国际汉学眼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他通过对不种类型叙事文学传统的对比,追溯了历史叙事、神话叙事与奇书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探讨＂奇书文体＂,其目的在于全面地揭示浦安迪是如何将传统叙事理论和话语规则有机地融入到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作品的阐释之中。同时,其意义还在于进一步反思＂奇书文体＂的观念在不同叙事文学标准之下所显示出的新的特质及内涵。     

铁券文的文体形态和文体源流

铁券文始于汉,定型于唐,铁券文存世数量最多的当属明代。学界对铁券文的研究,大都取史学、政治和法律的角度,从文体学角度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则寥寥无几。铁券文有着较鲜明的文体特征,一般采用骈散结合的句式,首尾常用散句,中间部分用工整华丽的骈句和四六句式,有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其文学性体现在骈俪对偶、隶事用典及文学性的修辞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铁券文在文体分类上属于诏令类文体,在源流上与誓诰和封策之文存在一定的关系。     

沈从文文体分类与作品结集之管窥

沈从文对其作品的文体分类具有其独特的观念与认识,他将《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传记与散文归并为＂小说＂或＂小说游记＂,人们对他的《七色魇集》及其《青色魇》的文体分类表现出歧见,都显示了沈从文文体综合的观念以及对传统文体分类的突破。沈从文对其《月下小景》佛经改编故事集的排列既有重要收获又存在破绽和瑕疵。后人对沈从文作品新编集的结集安排及其集名的拟定有待进一步商榷。     

巴赫金和伊瑟尔文本理论之比较

在西方学界以复调和狂欢化理论著称的巴赫金和以接受美学闻名的伊瑟尔,表面似无学术关联,实际上文本问题是他们的理论聚焦点。他们都阐明了文本的事件性并发现：文本是对话的开放结构,文本意义产生于对话关系中。由此,他们从人本主义立场守护了文本的人文性和接受者的主体性。不同的是：巴赫金理论中的理解者是实际接受者而伊瑟尔理论模型中的＂隐含读者＂是结构性预设;巴赫金的文本理论重视历史性而伊瑟尔的文本理论缺乏历史性。这种差异源于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历史感和伊瑟尔的现象学立场的区别。在比较中可以发现,巴赫金比伊瑟尔更为彻底的坚守了接受者的主体地位,而且巴赫金的文本理论较之伊瑟尔的文本理论具有更为辩证圆融的阐释效力。     

复调叙事：文体结构与文学话语

复调叙事理论来自著名文论家巴赫金，巴氏复调叙事理论认为语言不是一种抽象的系统，它是一种附有意识形态的声音。这些声音相互作用则构成“复调”。因此，复调是一种“语言在各个社会阶层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的混合物。”每一种表达话语都被社会阶层语言影响，并独立地存在于艺术的对白之中。更进一步地，巴氏复调叙事理论还认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能彻底吸收这种复调多声性，这种复调多声性使得作品人物与作品受众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两者呈现出互为对话之关系。不仅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叙事理论也为小说艺术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航线，在众多批评家放弃对小说研究之时，巴氏对话理论对于揭示小说话语构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拉克·奥巴马获胜演讲的文体分析

本文运用现代文体学理论和普通文体学的分析模式对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大选获胜演说进行了文体分析,具体从语音语调、词汇特征、句法特征以及修辞手段等方面探究其文体特征,意在探讨公众演讲的一般文体特征,进而培养公众演讲能力。     

重新反思作为“范式”的教科书哲学——基于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大众形态相统一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从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大众形态相统一的视角看,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功不可没,但无疑也需要重新反思其利弊得失,从而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不断发展。深入研究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揭示其深层理论困难,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探析

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把党的执政方式纳入法治化轨道.本文对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作了初步探讨.     

郑观应的宪政思想及其评价

郑观应是中国早期的洋务官僚之一。他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对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和对君主专制的弊端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又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学习,提出了一系列富强救国的诸如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思想。但是,他终究是封建官僚,不能彻底摆脱他的阶级局限性,所以他主张像英国那样,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建立民主制的统治秩序,实现完全的民主与自由。     

论边沁的女权思想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一直将边沁看作是一位法律改革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然而被大家忽略的是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虽然他没有关于女权的专著,但从他大量的著作中,我们能够归纳出他关于女权的思想.边沁主要从两个方面揭露和批判了法律上关于妇女的广泛的不平等,论述了他的女权思想:一是关于妇女的政治自由,即授予妇女选举权的问题,二是妇女的个人自由,即关于妇女婚姻权的问题.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积极推动理论成果的大众化。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理论,以贴近大众的形式推介理论,以服务人民的目标创新理论,努力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理论财富和精神支持,真正内化为自身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从邓小平的探索与实践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对于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真理和人格的双重彰显--关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力的理性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由理论说服群众到理论掌握群众的动态发展过程,思想政治工作者是联系两者之间的关键环节.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说服群众,就必须充分发挥真理和人格的双重力量.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端正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塑造高尚的理想人格,坚持言教和身教相统一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风格初探

思想政治教育文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之“源”，为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之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具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文本的风格，如载体的多样性、内容的意识形态性、价值的实践性、目标的明确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风格，对于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文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效性，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研究领域，开辟新的研究视角，都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China after Deng: Some perspectives∗

Deng Xiaoping's succession arrang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ypical practice of the supreme leader of a dictatorship. Instead of occupying the highest leadership position himself until his death, Deng has let his “successor” assume office as the supreme leader while he is still alive and influential. Such an arrangement will help avoid a succession crisis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upon Deng's death.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are very unlikely to be reversed in post‐Deng's China because of four factors: (1) public support of the reforms; (2) the vested interest of the “prince party” in the reforms; (3) the new leadership's commitment to the reforms; and (4)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reforms. However, there are three major sources of social unrest, which may lead to some political turbulence in the post‐Deng period. These sources are the “June 4th Incident” of 1989, public demand for an end of corruption and for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some socio‐economic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on‐going economic reforms. Although there will be periodical events of socio‐political turbulence, they are unlikely to drag China into a long period of instability or lead to a split of the nation.     

以治学来干世——略论郭沫若的学术实践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郭沫若是心向政治的,他踏入学术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或无聊,然而,他又不甘于做那种与世无涉的学术＂蠹鱼＂,身为＂革命的学术家＂,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渗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使得学术与政治两者因此得以沟通,学术最终成为郭沫若参与社会、介入政治的另一种方式,他的学术实践的成绩与失误皆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