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某抢劫案看“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

要正确认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抢劫行为应当发生在正在运营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对于"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并不要求实际承载多数乘客;"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当是公然实施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行为人对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还包括行为人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     

公交行业监管系统在公共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正城市公共交通信息化建设的需要随着近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私家车的占有率越来越高,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日益突显,从而使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如何做好城市公交的合理调度、安全管理、优质服务,为乘客提供一个舒适、安全、准点、优质服务的乘车环境,是我们公交人管理必须考虑的问题。结合上海市相关工作的开展和实     

当前基层法院调解制度的困境解析

我国调解制度在程序上、调解的模式上、调解协议义务人履行情况上均存在不足之处。调解必须建立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明确案件调解适用范围、规范法院调解的程序,加强立案前的调解工作,积极探索协助调解、委托调解等模式,引入有效的调解履行督促机制,杜绝义务人不当参与调解。     

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和改革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调解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立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将民事诉讼调解原则由"着重调解"修改为自愿、合法原则,在审判实践中,调解亦有被愈来愈张化的趋势。     

论侵权法律关系竞合下案件的裁判思路——由机动车与饲养动物相撞引发的法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与之相应的交通工具也因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种交通工具应运而生,因此也使得城市、乡村道路变得越来越拥挤。交通工具的不断多元化和增多,使得原先的交通道路无法满足交通工具流通的需要,同时由于地区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性和交通管理的复杂性,各种交通事故日益增多,在一场场交通事故悲剧的背后,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社会安全秩序的恶劣影响,相应地也产生了各种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民事法律纠纷。近年来,机动车与饲养的动物相撞引发的赔偿纠纷呈上升趋势,机动车与饲养动物相撞是属于交通事故还是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裁判者关于此类案件的裁判思路成为了理论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本文拟结合实际案例,对该类案件的法律定性以及相应的裁判思路进行分析。     

行政调解的制度设计

目前的行政调解制度存在层次不齐、随机设置、内容简单、对象含混、原则、方法、标准及条件不清晰等缺陷,应当加以改进。行政调解制度的设计包括五个方面:扩大调解范围;增加第三部门为调解组织;明确自愿自治、合法合理等调解的原则;丰富调解方法;完善调解程序。     

社会风险的容忍边界——闹市飙车肇事案的刑法反应

秩序共同体成员为了追求生活的便利忍受交通工具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是效率与安全两种价值之间的协调。个体不恰当地使用交通工具会对秩序共同体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当这种危险超过必要的限度,刑法就会做出反应。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刑法会以梯度的方式做出反应。当倾向于追求安全时,刑法干预的前置应当是风险社会合适的选择。     

论合议调解制的完善——以加强民事调解监督为角度的思考

合议调解虽作为一项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上得到确立,但由于其与诉讼调解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处分和效率原则的基本要求相悖离,陷于虽立难行的困境之中,急需完善。结合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尚未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的特点,笔者认为应突破现有的诉讼法律框架,以监督作为合议调解的职能定位,设立专门合议调解庭,以当事人意愿真实性、法官调解行为和调解结果合法性、案件关联性为合议审查事项,并铺之以程序的重新架构,形成合议调解对独任制调解的有效制约,建立和完善起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制约机制。     

“大来子”的调解故事

“大来子”本名叫陈双来，今年45岁，家住北京市延庆县旧县镇烧窑峪村，是个地处半山腰的小村子。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朴实的烧窑峪村村民们祖祖辈辈靠着满山坡的500亩山杏、核桃、苹果生活，生活还算富足。     

各地对使用“大哥大”加强管理

宜城市专项清理公款配置私人通讯、交通工具去年下半年，湖北省宜城市纪委监察局对全市行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擅自用公款购置通讯器材、交通工具等不正之风进行了专项清理。到今年元月底，共清理出用公款购置的“大哥大”10部、BP机56部、摩托车50辆。对这些物品，分别采取归还、公转私或拆除、没收等措施，进行了纠正和处理。同时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准公费配置私人专用通讯、交通工具；对生产不能正常进行、职工生活困难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坚决制止竞相购买通讯、交通设备，凡已配置的单位要予以封存或变卖。（黄仕清蔡波…     

民事审前调解程序的构建

法院调解历来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传统法院调解中＂调审合一＂、＂调解与审判功能混淆＂的弊端,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调审分离＂的改革方案。审前调解就是实现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分离,是在立案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专门调解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审前调解程序具有当事人处分权优先性、独立性、契约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具有不同于审判程序的调解原则和程序设置。     

论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完善

在社会矛盾的多种解决方式中,司法调解具有各种优势和条件,成为解决社会矛盾不可或缺的重要选择。几十年来我国法院司法调解工作在不断探索、借鉴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司法调解经验和制度。当前,我们的司法调解工作正处于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阶段和过程之中。对此,我们应构建一种审前强制调解和审中注重调解的二阶段结合的制度,从而实现司法调解制度的法律功能与社会效果。     

浅析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异同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调解都是发生争议者经常使用的解决纠纷方式。无论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调解的历史都很悠久。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调解制度应运而生,一方面为民众便捷解决纠纷提供了廉价的途径,有利于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各种纠纷调解制度的出现,在方便当事人的同时,又让人们感到困惑,每种调解制度都有什么特点,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本文对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制度进行了分析,力求能清晰的界定二者间的异同。     

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

中国的传统调解文化,影响着法院的调解工作,中国的调解文化,决定了中国法院调解除具有现代法制国家的一般特点外,还应当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法院调解,必须注重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影响,发挥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积极作用。     

关于制定《社会调解法》的思考

制定专门的《社会调解法》,既可以满足纠纷日益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发挥社会调解自身的优势并弥补现行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缺陷。《社会调解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指导,立法前导、社会引导,自愿合法,合理收费、有限竞争四个方面。《社会调解法》应该明确规定调解机构的设置、适用范围、管辖和收费、调解人的遴选、基本程序等内容。     

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转化型抢劫应认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穴二雪项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规定既体现了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也体现了对社会公共治安状况的关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刑法功能的实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转化型抢劫是否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指直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不包括转化型抢劫;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仅包括直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也包括转化型抢劫…     

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再思考——以新《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制度为视角

目前的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在实践中容易引发强迫调解问题.近期的司法实践表明,新《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先行调解制度不但无助于解决该问题,还存在将其进一步放大的风险.通过对法院调解的V字型历史趋势以及调解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强迫调解的根源在于我国法官对于调解本身掌握了过强的主导权和控制力,这种权力与近年来法院面临的客观困难相结合形成了法院的调解偏好,中国社会纠纷的现实状况又给调解制造了大量的客观障碍.法院的调解偏好与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现实障碍相冲突,才引发了强迫调解.在无法彻底放弃调解优先政策的现实条件下,应改革现行的法院调解考核机制,增加评价指标,将案件具体情况与当事人自然状况作为考虑因素共同纳入考核体系.     

委托调解比较研究——兼论先行调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世界性的ADR潮流推动各国的委托调解得到快速发展,在我国近年的社会治理和司法实践中,委托调解亦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对当代世界各国委托调解、特别是司法委托调解的性质、功能、类型、背景、社会因素进行比较和类型化研究,可以看到,由于社会、体制及理念因素的差异,委托调解目前存在的多元化模式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其发展趋势又存在一定共性。我国委托调解在实践中十分活跃,但缺少法律规范,并存在一些理论争议和操作上的问题;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体制及理念等因素,其制度设计具有不确定性。《民事诉讼法》新增设的先行调解制度将进一步推动委托调解的发展。总体而言,委托调解的基本趋势将是在保持多元化形态的前提下尊重实践创新,并进一步实现制度化。     

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率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近年来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调解结案率都呈现曲折增长而非持续增长态势。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抑或婚姻家庭类案件、合同类案件还是权属侵权类案件,调解结案率一般都未超过60%。而且总体上看,一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和再审,再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婚姻家庭类案件调解结案率高于合同类案件,合同类案件高于权属侵权类案件。当下中国法院调解结案率呈现如此面相,既是调解政策驱动、各法院领导重视程度不同所致,也有个案差异、案件性质不同等原因。这种"运动性"调解的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越发凸显,未来中国应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理性对待和设计法院调解制度。     

法制下的调解与和谐社会

调解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它以其融合情感、恢复秩序、快捷经济的独特功能,被国际上誉为"东方经验",赢得了各国学者和实务界的关注和推崇。但这样一种和平解决纷争的机制,在我国80年代中期以后,却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过程。现代社会下,调解只有凸显自愿性以及契合人之本性,才能富有生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