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的构建

"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是建立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现行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来看,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乡政"与"村治"的不平衡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制约因素,尝试构建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对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正确处理农村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 ,要正确处理各类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应处理好三种关系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 ,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两委”的关系 ,即党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党、政、经关系 ,即党支部、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 ,既要靠体制机制创新 ,从制度上规范组织行为 ,也要靠加强学习教育 ,提高干部素质。要多管齐下 ,方可奏效。     

贫困村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来自湖南省涟源市贫困村的调查

解决各省级贫困村贫困的根本方法要从外部援助和内部整顿两方面进行，但从扶贫中所发现的问题及结果来看，村级组织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整顿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及正确处理“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论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政困境

乡镇政权是县以下压力型体制的主要载体,它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指标完成各项任务。在压力型的运行体制下,乡镇政权的角色扮演与村民自治的要求出现严重冲突,导致乡政异化。乡政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乡政制度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病医脚”,应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乡政的体制病灶,最终通过积极推进宏观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     

村治再造与构建和谐村治的制度分析

村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村治发展面临制度性障碍。台湾地区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村治研究领域,为大陆的村治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村治再造是当今构建和谐村治的合理选择。和谐村治必须通过理念再造、形象再造、村民再造、流程再造、制度再造等路径实现。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一种交换理论的分析框架

有关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层次,国家基层政权是乡镇政府,具有依法行使的职能;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符合法律自身的特点。政策上,乡镇与村委之间不再是政权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是"指导关系"。然而,从眼前来看,乡、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制度所规范的相远离。其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这一政府组织与村委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各自不平衡的资源占有之上的交换关系。文章试图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和能力方面,借助交换理论的解析框架来分析乡、村之间的交换互动以及从中产生的权力控制,从而对当前乡、村关系的性质予以定位,通过对交换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影响因素的考察,对乡、村关系的协调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农村政治信任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政治信任作为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软实力",对于推进政治民主、维护政权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农村政治信任在"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以及"乡政村治"模式下演进历程的考察启示我们,现阶段农村的政治信任可从以下角度把握:要合理把握经济发展与政治信任之间的边界;寻求保持政治信任与理性怀疑的合理限度;注意"央强地弱"式政府信任可能隐藏的政治风险;密切党群关系是提升农村政治信任的重要法宝。     

乡镇改革研究的综述与思考

已有的对乡镇改革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县政乡派、乡村自治、乡政自治、乡治村政和乡政村治五类主要观点.虽然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就研究的内在思路而言,却基本上是围绕精简机构和人员、转换政府职能、乡村民主建设三个层面展开的.从总体上看,已有相关研究在研究思路、方法论意识、研究的实践价值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个案研究异常流行;三是部分研究者习惯于先入为主看问题,从而使自身的研究打上了明显的价值偏好;四是一些改革主张和改革措施缺乏理性支持;五是研究还多停留在价值、体制等宏观理论层面,而对改革的具体方法、手段等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整体上还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对乡镇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过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是问题的主要根源.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在1999年直选前,村干部的选任虽然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但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宗族通过实力原则、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分量及其工作方式与方法也受到影响.因此,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权力资源,它正在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     

“乡政村治”行政体制的利弊分析与改革出路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政村治"体制一方面使农村基层政府行政逐步迈入专业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有利于提升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绩效,促进农村基层政府由无限的管制型政府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基层政府面临诸如"责、权、利"失衡,缺乏有效的合法性生成和增长机制,职能转变滞后,功能定位欠科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脱节等多种矛盾和问题。在"国家社会化"的宏观思路下完善"乡政村治"体制,是现阶段农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正确选择。     

关于村民自治中民主监督乏力问题的思考--从监督主体角度出发的一个个案调查

目前的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四个民主”中的薄弱环节之一。根据笔者在滨村的观察 ,滨村民主监督几乎不发挥作用 ,但村委会维持运转 ,大家相安无事。对于这一普遍问题 ,笔者从“有限理性”的视角进行分析 ,认为由于信息的有限性、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价值偏好的不一致性等因素限制 ,作为民主监督的主体村民在民主监督中不可能完全理性 ,采取“最优方案” ,而只是从具体情况出发 ,采取符合其“欲望水平”的“满意方案” ,这是民主监督乏力的重要原因。建议进一步畅通村民自治信息、健全村治法律法规、完善制度安排、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 ,以加强民主监督 ,保障村民自治健康运行。     

浙江“富人治村”现象剖析——基于浙江金台温三市7个村的调查研究

文章运用实证研究和制度分析结合的方法,对浙江7个村"富人治村村"现象的动因和利弊进行了归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富人治村"的基本动因源自国家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村民自主性变迁的互动,"富人治村"大大改善了村治的生态环境和村治的职能结构,但"富人治村"的成效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要使"富人治村"成为我国村治模式转型的一个选择方向,尚需进行深度的规范建设。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如何实现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和谐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我国在村一级实行村民群众性自治。而这一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一 自８０年代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一些地方村民自治的运作很不规范，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党支部的关系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第一，组织权限模糊。村党组织对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拥有决定权。村民自治组织有权依法开展自治活动，亦有权讨论和决定村中事务。这样，村中就存在两个对村中事务拥有决定权的组织。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