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的构建

"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是建立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现行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来看,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乡政"与"村治"的不平衡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制约因素,尝试构建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对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民自治:农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根源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进一步后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改变目前“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模式,从体制上消除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集中的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民自治”,给农民更广阔的自由生存、自主发展的空间,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理性选择。     

乡镇改革:历史困境与道路选择

乡镇改革先后经历了"社改乡"的"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减员增效下的"汲取型"与"服务型"乡镇和后税时代的多元模式,但不同时期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都存在着治理目标和具体实践效果相脱节的共同问题。而要改善乡镇体制使之适应农村建设的大局,就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改革的历史变迁,以探索新时期乡镇改革的出路。     

要正确处理农村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 ,要正确处理各类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应处理好三种关系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 ,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两委”的关系 ,即党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党、政、经关系 ,即党支部、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 ,既要靠体制机制创新 ,从制度上规范组织行为 ,也要靠加强学习教育 ,提高干部素质。要多管齐下 ,方可奏效。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我国乡村治理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已经远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的需要,探索和研究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必须要完成的课题。对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传承进行梳理,结合三种政府形态的划分理论,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立足现实,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乃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农村基层民主是农村社会的政治管理和政治发展问题，是党在农村工作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问题，其实质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格局，并取得了长足进步。２１世纪的历史进程已经展开，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村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全西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我国农村政治信任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政治信任作为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软实力",对于推进政治民主、维护政权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农村政治信任在"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以及"乡政村治"模式下演进历程的考察启示我们,现阶段农村的政治信任可从以下角度把握:要合理把握经济发展与政治信任之间的边界;寻求保持政治信任与理性怀疑的合理限度;注意"央强地弱"式政府信任可能隐藏的政治风险;密切党群关系是提升农村政治信任的重要法宝。     

乡镇改革研究的综述与思考

已有的对乡镇改革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县政乡派、乡村自治、乡政自治、乡治村政和乡政村治五类主要观点.虽然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就研究的内在思路而言,却基本上是围绕精简机构和人员、转换政府职能、乡村民主建设三个层面展开的.从总体上看,已有相关研究在研究思路、方法论意识、研究的实践价值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个案研究异常流行;三是部分研究者习惯于先入为主看问题,从而使自身的研究打上了明显的价值偏好;四是一些改革主张和改革措施缺乏理性支持;五是研究还多停留在价值、体制等宏观理论层面,而对改革的具体方法、手段等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整体上还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对乡镇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过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是问题的主要根源.     

对完善乡政村治体制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已经过十年试行而正式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两年多的现在,最为重要的争论不应该再集中于农村是否能实行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这一制度判断上(当然,这并非说不能就此制度安排发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应针对在村民自治不断推进与拓展中经常出现的乡政和村治脱节、矛盾加剧甚至冲突等现象,分析其原因,寻求这一体制的完善途径,以防乡政与村治出现真正的"断裂".     

农村基层干部怠政现象的原因分析

当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产生怠政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岗位职责模糊,缺少必要边界,工作千头万绪,使农村基层干部产生了工作上疲于应付的倦怠感;乡镇党委和政府"一刀切"式的决策,"一竿子插到底"式的执行,养成了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上严重的依赖感;降低行政成本的绝对化推行,客观上使农村基层干部在应对日常工作中产生了一种无奈感;不同指向的各种监督相互叠加,具体标准不明确,使农村基层干部产生一种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焦虑感;收入较低,上升渠道狭窄,使农村基层干部形成对工作前景的严重失落感。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在1999年直选前,村干部的选任虽然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但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宗族通过实力原则、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分量及其工作方式与方法也受到影响.因此,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权力资源,它正在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着力点

正完善乡村组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乡镇政权的建立,我国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的新发展,尤其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等因素,需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乡村党组织建设。一个时期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的问题,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党的执政根基。为此,必须以实     

论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政困境

乡镇政权是县以下压力型体制的主要载体,它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指标完成各项任务。在压力型的运行体制下,乡镇政权的角色扮演与村民自治的要求出现严重冲突,导致乡政异化。乡政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乡政制度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病医脚”,应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乡政的体制病灶,最终通过积极推进宏观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