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治理的组织结构定位研究

在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治理的主体是各类组织,分为政治组织、行政组织、学术组织,三者须在各自方向、执行、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基础上,明确作用范围和权力边界,形成相辅相成的"三位一体"治理效果。基于"三位一体"组织结构定位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需要在方向把握、决策执行、学术自治等方面创新治理路径。     

蕉岭县创新农村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成效及启示

近几年,广东省蕉岭县在"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在镇级层面,实施了"一办一中心"改革,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村级层面,以"协商议事会"改革为抓手,创新"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初步实现了农村社区治理由"政府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     

政府治理创新应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政府治理创新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政府治理创新不能是无源之水,也不能另起炉灶。政府治理创新应汲取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经验智慧,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借鉴国外行政改革领域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处理好汲取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域外经验与中国特色、区域创新与整体衔接、"体"与"用"之间的关系。     

威县:改革路上 处处芬芳——威县综合改革纪实

正作为全省县级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3年来,威县在干部管理、行政体制等8个重点领域持续创新,实施110余项改革事项。其中,8项经验在全省推广,行政审批局、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在全国推广。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改革试点县,3年来,从行政审批制度破冰到河道确权、"五网"同步推进,从金鸡扶贫模式创建到家庭病床服务的推出,威县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做民生之所需,解民生之所急。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构建“蜘蛛网式”治理新常态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更多的是社会管理,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呈现出"扫帚型"社会治理体制。从分析目前社会治理体制现状入手,提出构建以社区作为基本"元",成为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原点"和"圆点",创新城市的"蜘蛛网式"的社会治理体制的观点,从而形成由四要素构成的社会治理模式,并从政府、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三个方面提出"蜘蛛网式"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选择,加强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从而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点线面结合的社会治理的全覆盖,构建"蜘蛛网式"治理新常态。     

以“放管服”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的"放管服"改革在优化组织结构方面,强调合理分权;在完善运行机制方面,强调顺畅运权;在创新行政方式方面,强调高效用权;力求放权与治权相结合。     

产业扶贫普惠型奖励项目与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产业扶贫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而言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重要治理方式,普惠型奖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的项目类型之一。通过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为分析工具,以中原M县科技局奖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或私人资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规避风险"和"完成任务"维度缺失,面向上价值型关系理性居于首位,"政绩"优先于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惯习"被其他维度覆盖,在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维度内"平衡"优先。     

论我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发展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治理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其基本价值选择需要从农村现代化来确立。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包括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能人导向式和民主协商式等四种类型。实现西部农村善治的现实选择，是将这几种类型切实地进行有机结合。推进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发展的基本路径包括：增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功能，完善合作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合作治理方式，优化合作治理环境。     

湖域社会水资源治理研究

在传统中国国家财政紧缺和官僚体制无力的状态下,地方政府通常采用"官引民办"的模式,以引导者、监督者和仲裁者的身份介入水资源的治理过程来宣示国家权威的存在。多元主体之间因乡民群体的无实质性参与而呈现出一幅松散联结的水资源治理图景。当前我国实行的"官引官办+公民参与"模式是对传统中国水资源治理模式的继承和创新,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中国纵横治理结构的延续与深化,国家行政权力由"名"到"实"的演变,水资源治理系统从"闭合"转为"开放",多元主体关系由"松散"走向"聚合"。其历史启示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精英的联结作用、培植公益型而非私利型的社会群体、引导多元主体协作共治,由此实现水资源的良善治理。     

关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若干思考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充分认识当前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引导居民广泛参与、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深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本文以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社区治理中的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而探索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发展途径,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基层领导干部应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而基层领导干部则是打牢"墙基"的"奠基石",所以要特别注重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治理能力。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社会治理能力欠缺主要表现为认识不够、方法不当、水平不高三个方面,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水平。     

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人文关怀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治理"与"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彰显了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的重大转变。这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就要求我们摒弃之前固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而人文关怀是社会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是社会治理成效的关键。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既要做到搬迁群众"搬得出",更要保证其"稳得住""能致富"。易地扶贫搬迁主体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要重视搬迁社区治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与化解是搬迁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明确"防范什么""谁来防范""怎样化解"三大重点任务,同时要从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精准识别风险因素、增强基层治理能力和分类施策把握重点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有效性和长效性,从而实现巩固拓展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当前,需要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完善国家行政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城乡基层联动治理的实践形态、运作过程与治理逻辑——以上海X区“大联动”为例

基层联动治理强调以政府为核心,在不打破现有行政组织架构、管理隶属关系和职能分工的前提下,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机制创新、技术运用、流程优化等方式吸纳多主体参与,形成联动机制,以克服科层管理下条块联动不畅、信息孤岛、管理碎片化等缺陷。基层联动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有利于实现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延伸,从事后执法向前端管理服务转变,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性治理转型。但也应看到,现阶段的基层联动治理并未完全摆脱全能主义管制思维的路径依赖,其创新大多还是仅限于政府管理流程和技术优化层面,并未涉及到对基层治理的条块结构、职责分工体系、公共资源配置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等更深层的体制机制的重构,仍需进一步加快基层治理体制法治化进程,厘清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积极构筑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地利分配中的技术治理——基于赣南C镇土地开发的分析

在城镇化背景下,基层政府围绕土地开发而形成对土地利益分配的要求。如何调整土地利益、建构分配秩序,要求乡镇重新介入官民互动的微观治理过程中来,但由于缺乏常规性权力,乡镇往往在官民互动中采取"做工作"的方法和策略开展技术治理。基层政府的技术治理是在科层体制下经过责任量化和行政动员,以工具化的权力技术作为"做工作"的手段来完成行政目标,技术治理塑造了基层政权的策略性逻辑。     

以政府改革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政府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从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向现代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存在社会治理主体行政化、治理工具单一化、治理力量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组织结构、优化运行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系统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